首页 -> 2006年第6期
论张抗抗小说女性叙事的嬗变
作者：王金城 王者凌
三､敞开:女性叙事的自在境界
长篇力作《作女》(2002)以世纪之交的京城为历史文化背景,塑造了卓尔､陶桃､阿不等一批富有挑战精神的都市“作女”形象,表现了她们不安于现状的理想追求､生命活力和精神状态｡一方面,作女们是新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她们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情感独立,具有令人惊奇的创造力和鲜活绚烂的生命力,在“作”的过程中,释放亢奋的能量,改变传统的观念,享受一种生命勃发的流动状态,体验女性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她们也是新时代的理想主义者｡正因为有理想,她们才永不满足,她们才不循规蹈矩,她们才“作”,“作”是理想､个性､进取的体现｡而这种理想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重要方面和重要力量｡小说对几千年来男权社会所制定的种种戒律和道德规范进行颠覆与反抗,探讨了那些源于女性生理特征的欲望､女人对于青春和时间的焦虑｡《作女》的问世,表明张抗抗小说的女性叙事已经进入自由自在的敞开境界｡
自由､自主､自在的卓尔,是当代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崭新的艺术典型｡她具有独立不羁的精神气质和叛逆性格,内心总是涌动着对已有生活状态的厌倦以及对新鲜､新奇､新异的生命形态的渴望,体内总是膨胀着某种兴奋激昂和致命飞翔的幻觉冲动,总是被不着边际的未知目标所诱惑所吸引所召唤,因此在对传统价值观念､文化规范和行为准则的越界突围里,卓尔“作”得有声有色,活得有滋有味｡小说开篇,35岁的卓尔就已经把自己的婚姻给“作”没了｡原因是丈夫刘博安于静态的稳定感,喜欢每天的日子都一成不变,就连做爱都像吴医生一样,按照固定不变的程序进行;而卓尔则追求动态的新鲜感｡于是,在卓尔发型的变来变去､菜肴的试来试去､家具的搬来搬去中,他们的婚姻解体了｡卓尔的第二次“大作”是回国以后｡已经过上了中产阶级生活的卓尔厌倦了单调重复的日子,突发奇想要去南极｡因此,卓尔在意念中设计了多种对付老总的方案,主要是“性勾引”｡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性骚扰”的对象已发生了性别错位｡男性的骚扰多是单纯的性需求,而女性的骚扰多是性之外的功利性目的｡在此,卓尔完全化被动为主动,颠覆了“性骚扰”陈腐老旧的固有内涵,并在极具创意的精彩想象中体验其破碎的心理快感｡可结果南极没去成,又把工作“作”没了｡卓尔的第三次“大作”是到郑达磊的珠宝公司以后｡卓尔成功策划运作了公司融挑战性､独创性和文化意蕴于一体的公园大型广告活动,显示出了惊人的才华｡然而,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卓尔却对成功感到厌倦,对自我及其行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对生存本身发出了哲学追问:“你是你自己吗?”其实,生命的价值与生存的意义就是在不断的疑问､否定和修正中实现的｡最后,卓尔在象征美好､理想､爱情的翡翠鸟的冥冥召唤中,离开了喧嚣的都市｡关于卓尔未来的命运走势,小说给出了多种开放式的结局,不过,对于渴望冒险､新鲜､刺激并且能“作”会“作”善“作”的卓尔来说,每一种结局都是可能的｡
卓尔这一形象的艺术魅力,还在于她与几个男人并不复杂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极其鲜明的女性主体意识｡走出婚姻的卓尔实际上是恐惧婚姻的,“但卓尔仍然是渴望爱情的｡在内心深处｡在梦里｡”对卓尔来说,与陌生的观鸟人一夜激情的爱之所以如此完美,就在于它只存在于过去,只存在于想象､体验和回味之中｡由此可见,爱情与婚姻､理想与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在南方那个远离尘嚣､生机勃勃的山林秋夜中,在男人､女人与自然和谐共振的生命激情里,卓尔始终充当主动者的角色｡在卓尔的核心观念中,不是男人敢不敢要她,而是“我想不想要”｡她那句“我要你”的性爱宣言振聋发聩,因为这句话被男人说了几千年,从来都是属于男人的话语专利,却在卓尔阴阳倒转中彻底瓦解了｡这种挑战“男性中心”文化规范的观念和行为,既让男权主义者胆寒,又令女权主义者狂喜｡正因为如此,卓尔才在一次次主动的索取中,享受到了两情相悦的高峰体验,达到了性之美与爱之美的极致｡可以说,观鸟人是卓尔精心呵护的情爱之梦和精神之乡,虽已远逝,却依旧温暖心头｡相对于作为被邀请者的观鸟人,郑达磊只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入侵者和征服者,可是在卓尔的床上,郑达磊却成了猎物,被卓尔以“女上位”的体式和极度复杂的心理给强暴了,时间仅用了三分钟｡如果说“你真棒”是卓尔对观鸟人的由衷赞美,那么“你竟然这么不堪一击”则是卓尔对她的老板郑达磊身心的戏弄与重创｡如此彰显女性意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卓尔,不能不使其男友卢荟因无法真正理解她而成为其人生中的边缘人｡倒是那个与卓尔年龄相仿的火锅城老板老乔,在卓尔的生活中处于特殊位置｡老乔是真心实意地对待卓尔,就连卓尔离京后,最伤感落寞的男人还是老乔｡可是,卓尔却把老乔当成了工具尤其是性工具加以利用｡离婚后的卓尔认为女人有权支配自己的身体,“无论是出租还是出售”,不妨从事些简单的床上运动,有益于身心平衡｡因此,她根据需要程度不定期地拜访老乔进行“理疗”｡卓尔将观鸟人视为她形而上的情梦,而把老乔当成其形而下的性具,这对善良实在的老乔来说,多少有些不公｡卓尔在其爱､情和性的分裂中,追求属于精神和心灵的自由｡
小说中的“作女”形象具有多种形态和类型｡卓尔是为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而“作”,陶桃是为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和命运而“作”,阿不是为逃避异国恋情和改造荒山而“作”,这三个主要人物的名字,都象征着某种否定的意义和精神｡还有“炒”了老板鱿鱼的A小姐,“休”了男友的B小姐,从江南到京城“保鲜”的C女士,都“作”得各有声色｡而小说结束前一闪而过的夏娃,是被许多研究者严重忽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已过天命之年的夏娃是作女们的前辈,她已经轰轰烈烈地“作”了几十年,现在开始研究女权主义理论,从实践上升到了理论高度｡这一形象无疑具有隐喻功能和象征意义:一个女人作一阵子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在作｡
作女们的共同特点是,大多都有一份不错的工作和较高的薪水,她们无需给男人当小蜜或二奶;不担心失身或失恋,但害怕失业或失眠｡她们大多不想结婚,但却拥有属于床上用品的男友或情人;有的心血来潮想生个孩子,但却不想要孩子的爸爸｡她们喜欢尝试冒险和各种挑战,破坏力与创造力兼备,刚性与韧性并存,但她们也有脆弱､忧愁､寂寞和感伤,也会哭泣､也会醉酒､也会需要安慰｡她们挑战社会､挑战自我,喜欢异想天开,思想观念开放,为传统的家庭､婚育､贞操､职业等观念注入了现代精神,不再认为贞洁比生命和健康更重要,不再被动接受命运的安排,而希望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选择生活｡“作女”与传统女性形象和五四的“新女性”不同,她们经济独立､人格自主､精神自由;与同期的“新新人类”不同,她们有理想追求,有生活品位;与“女强人”形象有别,她们不特别看中最终目标,而更注重过程的快意;与西方小说的女权形象不同,她们与周边的男人和平相处,并常常利用男人,自由自在｡张抗抗在“作女”身上寄予了自己的女性理想,那就是个性鲜明､意识独立和心态健康,有足够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去获得更大自由的精神空间和生存空间｡
作女的诞生具有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和男性霸权对女性的身心压抑,使她们积淀了巨大的心理反弹能量;而改革开放后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和渐渐富裕的物质生活,让她们如雨后春笋迅速出现在城市的舞台上｡因为包容､和谐和民主的总体社会文化氛围,使生存方式的多元化选择以及更高层次的理想追求成为可能,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同时,作女的出现也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从90年代——21世纪,都市女性中‘作女’越来越多的现象,也许可视为中国女性解放的标志之一:‘作’是立足于中国本土文化､一个充满弹性的女性生长点｡”④因为“作”是女人一种独立向上的精神气象,是女性的一种成长侧影和生存状态,是女人对自我的肯定而进行的一场心灵战争,是女性蓬勃生命活力的自我燃烧和生命价值的独特创意,是女性解放的标志和社会历史进步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