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
作者：肖向明
三、胸怀“民族”，走向“世界”
在一般意义上，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存在着矛盾。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的进一步扩张是消解文学传统的根本原因。詹姆逊曾经指出，“资本的势力在今天已伸延到许许多多从前未受到商品化的领域里去”。⑧资本的势力逐渐成为支配一切文化活动的决定因素。詹姆逊也将这一过程称为“去差异化，即：消除不同领域之间的差异，造成经济与文化的相互渗透，推动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⑨于是，我们目之所及的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规定性取决于大众传媒。“当今文学越来越倚重于广播、电视、电影、网络、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介”；“特别是以电子媒介为技术支撑的大众传播媒介将全球化时代信息传播的种种特点赋予了文学，从而推翻了关于文学活动的惯常理解，刷新了有关文学的生产、文本、发表、出版、阅读、消费的传统概念”。{10}
正是这种现实，文学遭遇了两难选择：民族化和世界化。为了张扬民族价值，文学必须强调民族特性，甚至这些特性越鲜明越好；为了让其他民族所认同而产生世界影响，文学又必须模糊或放弃某些民族性的因素而面向一个更为广阔的人类世界。正是这样一种两难选择，使得我们长期以来困惑不解、无所适从。我们有过“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追求，我们喊过“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我们也走过“俄国人的路”，也曾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拿来”过，甚至今天我们还在虔诚地向往和膜拜着“世界文学”，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使我们成为世界文学中的“座上客”，却时常陷入一种“列席”聆听者的身份尴尬。
世界／民族，这对范畴描述处理的就是文学的世界趋同性与民族求异性之间的状态和关系。世界是统一的世界、整体的世界，全球化时代中这种统一整体性尤其突出。民族是多样的民族、主体的民族，随着人的和民族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民族的内在特性将更加鲜明。新中国文学尽管在创造“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上取得了成功，却有着在总体上重民族形式轻民族精神的弊端，这种弊端延续到新时期少数作家手中甚至成了语言的粗鄙和民族原始、落后风习的展览。民族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只是民族的外在标识，民族的独特心态、思维方式、精神品格才是其内核。在民族外部标识逐渐淡化的全球化时代，民族内在精神的弘扬和书写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文学民族性的弘扬和书写需要民族内部的文化整合。中国大陆打开国门，以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迎接全球化的挑战，都市化的脚步加大；台湾则在全球经济大循环中形成了都市社会，体现出由工业文明向后工业文明过渡的社会状态；香港和澳门的都市社会更呈现出全球都市的特点。这个时期大陆、台湾、港澳的文学语境，基本趋同一致。在这种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无论是大陆或者台、港澳，都展现了诸多全球性的相同特征：文学多源共生、多元并存的发展格局；都市文学的繁荣和表现领域的扩张；个人化、私语化写作倾向的日趋加强；“生活在别处”，仅仅依恃于都市经验而写作的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形成，他们以“另类”的写作方式而表现出与先前的文学传统截然不同的写作姿态；作为生产快乐的大众文化的繁荣，它甚至改变了文学的元素乃至身份，消弥了严肃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文学被包装、被炒作、借助于各种利益集团而增加附加值的状况越来越严重。以上中国这些带有后现代性特征的文学现象，似乎正在证明亨廷顿的那句名言：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西方文明的世界化。
在特殊意义上，地域文化、民族性格和民族生活的存在是对全球化语境下逐渐渗透的强势文化的抗拒，它代表了尚未被征服的个性，失去了对此探索的热情，也就失去了个性的力量。当全球化的思潮、西方思想以更为日常化的生活方式进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时，这种全方位模仿、趋同是自然的，关键在于两种文化的碰撞后的中国性格的形成，以及作家对这种碰撞和碰撞后新的民族性的感受力。在此，当代作家对于“革命”、“历史”等词语的不断反思和阐释应该说也是在试图寻找民族内部的特性，是对民族性格、民族思维的深层探讨，它们将会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新的发展和启示。
聊以自慰的是，大陆、台、港澳共同重建世界文学的汉语文学中心的趋势也露出端倪。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世界文学与台港澳文学进入大陆，影响了大陆文学，发起了一次在当时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文学运动，这阶段，台港澳作为世界当代文学进入大陆的中介作用是相当明显的。而后，大陆作家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世界化，逐步返回到中华文化圈的中心位置。在８０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作家在“走向世界”的口号下，发动了一次“文化寻根”热潮，立即得到了台湾、香港文学界的热烈呼应，仅从台湾文化界对寻根文学的推崇和出版界对寻根文学作品的出版，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对寻根文学作家作品有组织地翻译和向西方世界推介的热烈，就可以看到中国当代文学三处空间在影响方向与秩序上的重新置换。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趋势，仿佛不再是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现代性”冲突，而是全球化语境中以内部“联袂登场”的民族文学为一方，与“党同伐异”的西方文学“全球化”的一体化思维为另一方的矛盾冲突。
回到现实操作层面，那么摆脱困境的“路在何方”？我们又如何走向世界？对此，我国学术界作了种种尝试。包括方法移植；形式模仿；观念的套用等等。然而这些介绍和运用，在给中国学术带来了别开生面的新意之后，由于没有处理好理论方法与表达对象之间的对应和适应的关系，终究没有产生“学以致用”的实质性成果。笔者倒是觉得，文学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需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通过良性的互动以获得“双赢”。
我们深知，每个民族都在艰难而漫长的奋斗历程中创造了丰富深厚的传统文化，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思想典籍、民俗民风，无不显示出传统的厚重与文化的博大。以文艺复兴与狂飚突进运动为例，前者以古希腊、罗马文化为参照系，后者的参照系则是德意志民族自己的传统，这两次与文艺紧密相关的思想运动都证明了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需要自己传统的力量，才能得到创新和发展。马尔克斯的国家哥伦比亚应该说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但是，他以《百年孤独》这样的世界名著，隐喻了整个拉美国家在西方世界中的位置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和民族内部的状况。并且，《百年孤独》写的是一个小镇家族的生存和灭亡，但小说背后巨大的“隐形”世界——西方政治和文化对拉美国家的入侵——而使小说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思维变得更加突出、醒目。我们也常常以此作为重构自己民族文学、提升民族文学信心的模本和范式。
虽然在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进程中，也不乏有人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学传统进行实践与探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废名、汪曾祺的创作在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去寻求突破，但对于整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而言，收效甚微。目前显然的出路就是互动与重组，走出去，引进来。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获新机需要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而又不失文学的“民族”个性与尊严，没有良好的互动机制，就不可能进行重组。重组也就意味着交融、整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现代文学取得成就，关键就在于中国文学敢于调整姿态和策略，使自己处于良性互动的状态之中，知己知彼，达到和谐共生。
“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1}显然，对于处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学，我们现在应该摈弃“一切乞灵于西方”这种最偷懒的思维方式，把构建汉民族文化体系，呼唤汉民族自身的文艺复兴作为创作和批评的目标，并重新检索在过去那个知识、思想和信仰的连续性的思路中，还有什么资源可以被今天的思想重新阐释。这样做非但不会影响现代化进程，反而会使我们对西方文明有了理解和解释的依据，也有了吸纳和化用的自信。世界文学的“他者视野”，给中国当代文学引进了一种激励与竞争的机制，从而有利于优化和“个性化”本民族文学，真正以“民族”的姿态“走向世界”。
全球化语境与文学民族性追求，在理论上所构成的意义和想像的空间是巨大的。这也是令当下中国文学最感到诱惑的目标，也是最能引起人言说冲动且又难以言说完善的双重理想。面对着“全球化”这样一个文学话语权力的象征，文学“民族性”务必通过主体性的维护和多样化的文学呈现，追求深度，以期达成与文学“世界性”的对话与交流。因为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全球化与文学民族性之间所生成的诸多意义才会浮出水面而逐渐明朗。
（作者单位：广东惠州学院中文系）
①俞可平《全球化论丛·总序》,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
②王韬《“普世理想”与民族性——探讨中国文学在全球化时代的出路》,《学海》,2003年第4期｡
③④朱水涌《全球化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格局研究》,《东南学术》,2001年第1期｡
⑤姜义华等编《港台及海外学者论近代中国文化》,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3-64页｡
⑥谢皮洛娃《文艺学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64页｡
⑦季摩菲耶夫《文学原理》,上海:平明出版社1955年版,第148页｡
⑧弗·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84页｡
⑨弗·詹姆逊《文化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
{10}姚文放《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学传统》,《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1}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