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论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当代文学的民族性追求
作者：肖向明
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艺充满了从西方横向移植过来的话语声音。各种西方文艺思潮几乎被中国近现代文艺界扫描了一次或几次，而真正把握处于思想激烈交锋时代的诗学话语本质并对之重新审视、有意建构“自己的”诗学体系的努力又不多见。一些文论家常常用一种单一的线性的思维方式，即近现代彻底的反传统文化的姿态，必须依赖全盘西化的文论才能概括、提炼出一套“洋话连篇”的中国现代诗学，较少顾及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文人（如郭沫若、茅盾等）身上留下的不可抹去的深刻印痕。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思想是渗透于现代文人日常生活和心灵深处的，它不仅影响着现代文人对西方文论的选择与取向，而且决定着现代文人“中国式”解读的思维方式。当代中国文学一开始就搬用前苏联的文学话语，新时期以后又对西方文学话语亦步亦趋，充满了献媚的热情。在与西方文学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多次交流与冲突中，由于着意淡化了自我民族的文学认同，慢慢地形成了目前文学的“失语”状态。
一、“全球化”的文学误读
文学的世界性具有多种涵义：一，它是对某种文学具有的世界所属关系的描述，即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世界的“公共财产”。二，它表明某种文学达到了为全世界各民族所认同和追求的深刻程度。②曹雪芹、托尔斯泰、海明威等的作品之所以产生世界影响而为全人类所共有，２０世纪欧美文学之所以成为世界文学的主流，主要是因为它们在对人的关怀上具有了相当的普世性、深刻性，从而预设了一套普世性的世界文学标准。
经济全球化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机会，使中国作家能够寻求一种世界性的话语，让中国文学真正走向世界。近现代以来，大量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和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涌进大陆，现代意识开始渗透到作家们的思想意识之中。作家们开始应用现代意识来观照生活，体验生活，对社会、人生的思考和认识走向了更高更深的层次。现代意识和世界意识意味着一种文学品格与美学原则，其要求文学必须面对当今人类的现实处境，为人类在这一处境中找到精神的支点。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当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越来越国际化的时候，人们开始探寻一条以文学现代意识来超越文学的民族意识而走向世界文学的道路。
贾平凹的《浮躁》、铁凝的《玫瑰门》、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作品，或者从农业和现代文明的冲撞、推移着眼，或者从中外文化的渗透、裂变入笔，或者从外在世界的变化与人们生存状态的纠结、震荡出发，他们都力图从民族精神和世界意义的角度来开掘具体生活场景背后的历史行程和文化嬗变，去取得超出具体题材的普遍意义。然而，总体上文学民族性在全球化语境中很容易陷入迷茫，甚至走失。
探究原因，“全球化”的文学迷思应该是首要因素，因为我们对于文学现代化的理解，一直是以西方文学为参照系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诞生起就有了“西化即现代化”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特征。这种把西方文明当作普世理想的思维模式反而导致了“迷思”，例如郁达夫的《沉沦》等自叙传小说的深层结构是“原罪”意识影响下的性罪恶感过度膨胀，因而自我放逐出精神家园走向绝望；巴金的《寒夜》把启蒙理想和传统价值化身为主人公汪文宣的妻子和母亲，汪文宣在二者的夹缝间根本无法生存，只能走向死亡和绝望；而张爱玲的《传奇》则写出了传统美学价值在“不中不西”环境中的种种挣扎，却只能通过畸变和扭曲来表达生存的绝望……诸如此类的例证尽管表现形式不尽相同，但深层意识上却有共同的模式，即西方启蒙理想与中国传统价值之间的对立必然导致虚无和绝望。
在某种程度上，就连２０世纪中国作家中思想最深刻的鲁迅也难免落入这个“迷思”之中。以“立人”和“改造国民性”为己任的鲁迅，他文学理想的形成实际上得益于摩罗诗人拜伦的个人主义和狂士章太炎的民族主义。但西方个人主义和民族主义对鲁迅而言却是一种无法调合的矛盾，比如他一方面痛斥本民族四千年的历史都是“吃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又欣赏魏晋狂士“药与酒的风度”；一方面以“掮起黑暗时代闸门”的悲壮心理欲全盘否定传统价值，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从“汉唐气魄的宏放”中寻找民族自信心。这种“全盘西化论”和“新传统主义”的尖锐矛盾多少导致了鲁迅的“无地彷徨”和“反抗绝望”。
事实上，追随西方文学，即使模仿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独创性的文学创作，因为中国作家有别于西方文化环境和人文精神以及特定的感觉方式和体验方式。中国当代作家在作品中表现的“现代性”“迷思”，大致有这样几种模式：割裂了历史的现代精神的“伪先锋”创作；缺乏整体民族意识的民俗的搜奇猎艳；失却了生命豪情仅作为纯欲望存在的个体独白。③
中国现代作家与当代作家所表现出的“迷思”都有着一定的反民族性倾向，但两者的性质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前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实际上是出于一种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反叛”，目的是想借助西方启蒙理想来重新建构汉民族的精神家园；后者的反民族性倾向则真正是对于汉民族文化的“背叛”，目的是肯定和张扬所谓纯粹个体的一切琐屑欲望。当然，近百年中国文学史上的这种“迷思”也从正反两方面表明了汉民族精神家园和文学个性的建构不可能脱胎换骨于异域文明，而只能以此为思想来源和经验参照。
毋庸置疑，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或者从某种标准而言还只是准全球化时代，西方强势文化已确实对中国文学形成了多种制约，造成了现实的文学困境。
首先从启蒙理想的制约说起。众所周知，所谓“启蒙”即是启愚昧之蒙。但一个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忽略的问题却是：中国人的愚昧是否就等同于欧洲人的愚昧？１８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矛头主要指向当时愚民色彩极为强烈的基督教和封建贵族的特权，完全是从其民众自身的利益出发才提出了“自由”与“平等”这两个响亮的口号。再说到“启蒙”所针对的民族劣根性，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这方面的差异更为明显。除却本民族愚民的封建制度文化，如果说欧洲民族劣根性的形成是来自于宗教狂热症，那么中国民族劣根性的形成则是来自于“五胡乱华”、“蒙人南下”、“满人入关”等诸多使得汉民族传统遭到严重破坏的历史而使汉民族意识的淡漠。
以启蒙为己任的中国作家们实际上正是在思想上摆脱不了西方启蒙理想的局限，才不能清醒地看待这一切。例如毕淑敏那篇颇有影响的《预约死亡》，书中齐大夫面对英国医生詹姆斯那套咄咄逼人并很具有现实代表性的西方人权观，尽管奋起反驳，言词激烈，但却因为没有更深刻的见地而只有政治大话，最终舌战败北。相当一部分中国作家的思想难以超越启蒙理想这个“束缚”。
其次，在那种平面化、碎片化、主体零散化的后现代主义文本表象背后，意义匮乏而又媚俗。从现实层面来说，后现代主义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已然超过了传统启蒙理想，从余华、残雪、韩东等许多人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出，走上末路的“人”已逐渐异化乃至变态。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束缚正在使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放弃了对民族—国家的书写，沉湎于个人“深度体验”的喃喃自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