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寻找与皈依：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追寻母题
作者：杨经建
流浪汉小说：追寻文学的表层显现图式
从追寻母题文学（以下简称追寻文学）的文本叙事层面来检视和观照，追寻文学最浅易也是最显明的叙述方式是采用探险、流浪或奇遇的范式。“最古老和最普遍的情节之一就是旅程的情节，有的发生在陆路上，有的发生在水路上” 。②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③中论述中国近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时，以《老残游记》为例指出中国近代小说一改全知视角，以一人游历为线索，记录见闻和时代。由此看来，通常所谓的“流浪汉小说”显然最符合上述的种种论述指证。在西方文学中流浪汉小说是一种甚为发达的文学类型和创作现象，其发轫于１６世纪的西班牙，１７、１８世纪又在欧洲其它国家广泛流行，１９世纪以后在西方叙事文学中亦屡有力作出现。④中国古代文学中缺乏流浪汉小说的基因，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只能追溯到晚清时期刘鹗的《老残游记》，其作主要是讲述一个摇串铃的江湖医生老残在山东游历、漂泊时的见闻，并运用第一人称的方式采访式地走南闯北，通过辐射式的结构，广泛地展示了晚清社会黑暗腐败的内幕。已经明显具有了流浪汉小说的特征。“五四”以降，先是郁达夫的小说《沉沦》和《零余者》中出现了以“于质夫”或“我”命名的典型的流浪汉形象；随之洪灵菲的《流亡》、沈从文的《湘行散记》、蒋光慈的《少年飘泊者》等都具备了西方式流浪汉小说的叙事特征。不过，严格意义上的流浪汉小说是艾芜的《南行记》、师陀的《果园城记》系列小说以及当代西部作家邓九刚的“驼道（同名小说名）”系列作品、赵光鸣的“流民”系列小说等。⑤
诚如有研究者所说，“外国流浪汉小说中的流浪汉形象，一般在物质上都有一部发家史，在精神上却都有一部堕落史。追求富裕的物质生活是流浪汉们一贯的思想，虽然他们也偶尔能发财致富，甚至成为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但他们不得不为此付出极大的精神代价。在他们的性格发展过程中，物质和精神两者进行着逆向升降运动。”⑥而中国的流浪汉小说则将物质上的谋求与精神上的获取结合在一起，或，物质和精神呈平行运行态势，流浪汉们的“追寻”最终是沧桑历尽后通过种种人生磨砺（包括物质生活的磨砺）和心灵磨难而达到精神意识的“苦难”成长。也许，“追寻”到的只会是一种虚妄中的希望，正如希望之于绝望，绝望之于希望那样。但那已经无所谓了。
具体而言，以艾芜、师陀、邓九刚、赵光鸣为范本的中国流浪汉小说更多地呈示出以“逃亡”为其“追寻”本色的创作形态：由于生活的原因被迫无奈出家离走以致力于寻求救援（谋生的欲望和生存的勇气）的努力。相对而言，这更多的是一种无目的性的流亡或漂泊：空间上既无目标，时间上也无终点，动机上更无目的。有时甚至堕于某种过于实在或极不浪漫的寻求谋生之道，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缺少对生活庸常性的叛逆冲动。而且，这种寻求又每每是以青春、生命乃至人格的付出为代价的。我以为，在这些寻求行为之后潜藏着一个共通的东西，那就是“怨恨”。这里所引述的“怨恨”源出于本世纪初德国哲学家舍勒（Ｍ·Ｓｃｈｅｌｅｒ）的论文《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所谓的怨恨。在舍勒的评判以及其他有关学者的阐发中可以认定，怨恨并不是什么狭隘敌对的情绪形态。一方面，它更多的是社会弱势群体表达的一种典型情绪，它没有明确的社会理念，也没有总体性的变革诉求，它只是对自身的境遇不满而发出的声音，这种声音构成了人们对自身利益期待的愿望动机，从而形成了一种向外界寻求平等、合理和合法性的朦胧的驱动力；另一方面，它涉及到生存性的伤害、生存性的隐忍和生存性的无能感，在这个意义上，怨恨又是无本质的批判，无目的的反抗，被动的不满，乃至没有结果的颠覆，因此，怨恨心态在本质上是一种生存性伦理的情绪，或者说它形成一种生存性的紧张情态。⑦应该说，所有这些在中国流浪汉小说的追寻母题形态中得以恰如其分的艺术审美表述。
与追寻母题相应的是，流浪汉小说通常采用了探险、漂泊或奇遇的叙事方式，其文本叙述程序体现了一种始终“在路上”、“在途中”的“旅程的情节”；作品所注重的是主人公流浪行为的连续运动和他“在路上”、“在途中”的不断的有所“发现”和“认识”的过程。而且不难发现，大多数流浪汉小说的叙事文本都呈现出两重结构：一是直接对应现实生存的表层结构；一是隐含人生哲理和诗意概括、寄寓着追寻母题的深层结构。前者叙人叙事，表现追寻的具体历程和作品中纷繁的人事与社会生活画面；后者透过作品中的整体艺术形象和叙事话语的能指语义传达出文本所隐含的内在哲理和主题倾向。
艾芜的《南行记》基本上是以叙事者和流浪汉兼容一身的“我”为线索。而“我”正是一个为生计所迫、被现实所逼而离家讨生活的人。正是在讨生活的漂泊路上“我”显示了顽强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借助“我”在“南行”途中的眼睛，人们又看到了与“我”同行的一大批流浪汉：滑竿夫、马头哥、强盗、小偷、商贾和走私贩。一方面，他们在艰难中生成的支离破碎的自我，使得他们无枝可栖。另一方面，他们走私、越货，以恶对恶，但灵魂深处不乏鲜明的爱憎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邓九刚、赵光鸣笔下的那些“走西口”的盲流、永不驻足的迁徙者、远行不息的驼客和脚夫，其“在路上”、“在途中”的旅程结构形式与日常话语中具有“元叙事”意味的“走西口”存在着同质同构关系——其间隐涵着一个二重结构：即落魄、凄惶与渴望、希冀同在，“逃”与“生”并立，“复生”与“创世”共存。正因为这样，关于“走西口”的神奇内容将漫长苦旅的终点装扮成一则神话，作为一种无奈的挽回和最后的拯救而支持着疲惫的西行者，支持着踽踽独行的流亡队伍。然而无论是“南行记”还是“走西口”，在东方式家族伦理文化的规引下，流浪汉们在其精神深处终究还是摆脱不了对“故乡”和“家”的追寻，哪怕是业已消失、只归梦境的“故乡”和“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又是一种乡愁文化，因为处于“游”或漂泊境况，没有“家”的中国人总感觉到背后一无所有，最终唯一的愿望就是“叶落归根”。无疑，正是这种文化心理意识给流浪汉小说的追寻精神提供了话语资源和创作动力，并最终促成了它的形成和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