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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与皈依：论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追寻母题

作者：杨经建

　　相对而言，第二类追寻叙事的主题关键词是“身份”。所谓“身份”(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２０世纪以来西方文化研究和文化政治学的重要议题，且具有一定的普适性趋向。爱德华·萨伊德在其著名的《东方学》中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ａｌｔｅｒ ｅｇｏ）的存在。自我身份的建构——因为在我看来，身份，不管东方的还是西方的，法国的还是英国的，不仅显然是独特的集体经验之汇集，最终都是一种建构——牵涉到与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构，而且总是牵涉到对与‘我们’不同的特质的不断阐释和再阐释。每一时代和社会都重新创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绝非静止的东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人为建构的历史、社会、学术和政治过程，就像是一场牵涉到各个社会的不同个体和机构的竞赛。”⑨而作为２０世纪西方人格心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埃里克森的“身份认同”理论在中国心理学、文学等领域产生了较重要的影响。所谓认同，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即回答“我是谁”的问题，而与此相关的问题族群主要由以下有些互有联系的问题组成：如我曾经是谁？我想成为谁？我的自我认同是否获得人们的承认？人们将我指认为谁？我的自我认同与社会承认之间具有何种关系？等等。在埃里克森看来，正是人的认同决定了他的生存感。“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10}因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正是生命个体在其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关切。身份认同不仅仅是一种心理事件，个体的身份认同无法离开意识形态而单独完成，而是将自己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更有地位有影响、可以包容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精神体系及文化相联系，并在其中得到确认，从而得到心灵的慰藉。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自我身份（自我认同Ｓｅｌｆ－ｉｄｅｎｔｉｔｙ）问题的研究可以从“个体心理结构的完整图景”中找到起点。“成为其人，就是指总是依据某种描述去确知自身当下的行为及其原因。”{11}“身份”定义正是人和他所生存的世界作为文化环境的联系依据；利用这种联系，他能够获致关于生活意义的解释。而“身份焦虑”则意味着文化身份上的不确定性，亦即人和其生活的世界的联系中被意识到的障碍和有关生活意义解释的困难与危机，以及随之产生的观念、行为和心理的冲突和体验。它与危机、不安全感、无能为力和存在的焦虑联系在一起。而“焦虑是所有形式危险的自然相关物。其成为包括困窘的环境或其威胁，但它也有助于建立适应性的反应和新的创新精神”。“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12}关于这个问题，海德格尔论述得更为到位，他认为：“当代人的无家可归感来自于他同存在的历史本质的脱离。”{13}个体处在不确定性之中，生存因而呼唤缺席的自我确证，以便使个体的存在能够在自我的方向上被看到和被把握到。人必然总向着确定性去生存，因而“追寻家园”的最后原因正在这里。
　　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和路翎的《财主的儿女们中》的蒋蔚祖都是众所周知的疯癫者形象，正如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阐释的那样，疯癫象征着人们在急剧的文明转型期所感到的巨大的不安。准确地说，这种癫狂在两部小说中则通过对人物个体身份暧昧性存在的难以名状的焦虑而转化为对世界无名恐惧的陌生和迷惘的情绪，而对世界的陌生和迷惘最终又将失去“身份”认可的人物抛入一种不可理解的精神荒原之中。在这种无限的孤独和由于疏离了世界秩序而产生的“被弃”感中，留给人们的只有对既存身份的绝望体验和对这种身份的“肯定”之否定的苦苦追寻。狂人在“月光”启示下的精神觉醒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审视和历史发现，必须以意识到自身与现实世界和历史传统的对立和分离为前提，然而他一旦以独立于旧精神体系的新观念去改造或“劝转”“吃人者”时，他必然或必须重新与这个“吃人”的旧体系及其体现者发生联系，这种联系的逻辑结论就是“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因而“我”也在这个“吃人”的世界中“混了多年”。显然，狂人的对自我身份的反观又导致了对自我身份的否定：“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人！”所谓“难见真人”，意味着对身份认同的肯定之否定与对身份焦虑的否定之肯定必然将狂人推向（先觉者）“癫狂”和幻灭的绝境。但狂人毕竟是一个被治疗的疯癫者，而且《狂人日记》具有民族寓言的特质，因而这个民族寓言属于宏大叙事。
　　贾平凹的《高老庄》叙写了“子路还乡”的故事。回乡的子路具有双重身份：游子与教授，他的“根”在高老庄，他的“家”在城里，这意味着他的身份归属被悬置未定。如果说子路的第一次追寻（从高老庄到城市）是一个乡土文化人由于身份待定、又不甘心其人生现状所引发的焦灼、冲动造成的，那么“子路回乡”的第二次追寻则是一个农裔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归属感难以确证所致。问题的实质在于，对于子路（贾平凹的化身）这样的农裔都市型知识分子而言，生存的困惑与身份的焦虑将是他们无法解脱的精神难题，他们始终不能真正安妥其灵魂的归宿，这似乎注定了他们永远在逃离——漂泊的途中。
　　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当代作家苏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是对主人公五世燮王端白的存在角色和文化身份的沦落与救赎的现代诠释。由于苏童是把“帝王”作为一个存在的人尤其是当作一种独特的身份状态来表现，因此小说着力刻画的生存之境以及人生在其中左冲右突的挣扎才凝结为一种痛苦的生命体验。事实上，从戴上皇冠那一刹那就宣告了“我”的存在和身份必须服从于帝王文化的指定，“我”获得的也许是人生中最无价值的东西，但必须放弃的则是生命的自由境界。恰恰是灾难（作为失败者被赶下了王座）拯救了端白，尽管他所有的只是“一条灼热的白茫茫的逃亡之路”，然而这却是一次真正的追寻。而由帝王到庶民的生存角色和文化身份的转换就成为主人公人生救赎的前提。诚如有研究者所云：“如果说前者只是一个作为文化存在的‘符号化帝王’，那么后者才是一种真正具有生命意义的精神和人性的‘为王’。前者对于个体存在来说只是一种沦落，而后者则是一种救赎，一种不但拯救自我也拯救前者的救赎。因此‘帝王生涯’呈现的是生命个体人性沦落和自由的丧失，‘庶民生涯’则呈示的是‘帝王’身份的舍弃和个体人性的复归。”{14}
　　在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的叙述中，作为革命“同志”后代的“我”和“我”家一直都好像是上海的外来户：“我好像是这世界的外人，这个世界生气勃勃，我却参加不进去。” 于是，“我”发现自己在上海这座城市里“身份”是不明确的：一方面“我”无法像父母那样在“同志”关系中获得一种精神血缘的依托，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能走进从小居于斯长于斯的这座城市的灵魂。事实上，“孤独”已经成为“我”的基本生存方式和人生存在的背景，而这种本体性的“孤独”也影响了“我”和整个家庭的“孤独”的生命色彩：“我”和整个家庭时常处于一种没有归宿感的无依无靠的灵魂的痛楚中。诚如前述的埃里克森所言，“在人类生存的社会丛林中，没有同一感也就没有生存感”， 因此，寻求认同以获得自身的存在证明恰恰是生命个体在其一生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关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纪实与虚构》才有了“虚构”部分的对“茹”氏母系家族的精神追索。如果说“纪实”是消解了“我”之为人的身份认同感和灵魂归宿感的话，那么“虚构”则试图对被消解的一切予以构想和重建，虽然这是一种虚幻中的绝望期待和浪漫冲动，但作家却在另一种纬度上展开了新的生存景况：引导人走出失乐园式的“孤独”之境，重返诗性栖息的精神家园。
　　十余年前《东方学》的作者爱德华·萨伊德曾写过一本描述其局外人式的文化身份情境的自传性作品《乡关何处》（台湾立绪文化出版社中文版，１９９０年），一部属于离乡背井、变动不同的身份认同的回忆，据说是要记载一个被遗忘的世界。问题的实质在于，所谓“乡关何处”并不是萨伊德的个人情境，“乡关何处”的迷惘可以说是自从人类拥有“家园”以来的整体性的文化情境。在这个意义上，围绕着“乡关何处”所形成的“追寻母题”创作不仅是文学史无法回避的，而且有可能成为其颇值得探讨和书写的一章。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译版,第81-82页｡
　　②韦勒克､沃沦《文学原理》,北京:三联书店,1986年中译版,第243页｡
　　③参阅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④对西方流浪汉小说的评价可参阅拙作《西方流浪汉小说与中国当代流浪汉小说之比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⑤对邓九刚､赵光鸣小说的评述可参阅拙文《西方流浪汉小说与中国当代流浪汉小说之比较》,《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⑥洪燕《艾芜流浪汉小说与外国同类小说之比较》,《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⑦参见刘小枫的《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352-370页｡
　　⑧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7页｡
　　⑨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中译版,第426-427页｡
　　{10}埃里克·H·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中译版,第115页｡
　　{11}{12}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和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中译版,第39页,第14､9页｡
　　{13}转引自肖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
　　{14}吴义勤《中国当代新潮小说论》,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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