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艺术品牌与文化担当

作者:袁 耕




  从创作环境与创作形态的关联和同一画家不同时期作品风格、艺术成就比较的角度分析,北大荒版画学派创始人和领军人物晁楣、张作良以及如张祯麒、杜鸿年、张路、刘洛生等骨干画家,实际上在北大荒垦区生活、创作的时间并不很长,在他们丰厚多彩的优秀作品中,真正在垦区创作的作品所占比例仅十之一、二而已,如晁楣先生的《荒原春夜》(1958年)、《麦海》(1959年)和《第一道脚印》(1960年),张作良先生的《排障》和《接亲》(1959年),张祯麒先生的《牧归》和杜鸿年先生《春的喧闹》(1960年)等。上述“第一代”北大荒版画家们更多的创作于1961年至1962年后的北大荒版画经典作品,包括直接表现垦荒生活的作品也并非“产”自垦区。典型例证如晁楣先生令无数人为北大荒的壮美而倾倒的《黑土草原》(1960年)、《北方九月》和《春回大地》(1964年)、《红装素裹》(1975年)、《松谷》(1984年),张祯麒先生的《黎明》(1961年)和《艳秋出猎图》(1979年),杜鸿年先生的《山林之歌》(1962年)和《兴安岭初夏》(1979年),张路先生的《雨后》和《见缝插针》(1961年)等影响深远、堪称北大荒版画典章的神品,都是他们离开垦区之后的力作;而郝伯义先生除《惊扰》(1972年)、《荒原晨钟》(1974年)等少量作品之外,同在垦区时期创作的《乡情》(1983年)、《深谷晴雪》和《乌苏倩秋》(1985年)、《翔》和《冠》(1986年)、《消逝的冬天》(1987年)、《悠悠原野》(1991年)、《雪的山丘》(1998年)等,表现的却并非“典型”的垦荒生活。若以“第二代”、“第三代”中成名较早的版画家们的代表作品为例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生存空间与创作环境对集群创作形态和作品风格的深刻影响,对同一画家不同时期创作心态和艺术取向的巨大改变。如将张朝阳1982年的《歌与梦》与其1993年的《晚窗》、1995年的《泉》、2001年的《始土》相比较;将周胜华1982年的《暖冬》与其1987年的《三月乌苏里》、1989年的《霜降》、1990年的《秋水》相比较;将陈玉平1982年的《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与其1987年的《金峡谷》、1991年的《花雨》、1994年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相比较;将于承佑1984年的《小屯之夜》与其1994年的《萦》、2004年的《极地暖阳》相比较;将张洪驯1994年的《岚》与其1998年的《金风拂地》、2004年的《山水之间》相比较;将陈龙1989年的《银色的梦》与其1995年的《北方·秋的延续》、2000年的《遗落荒原上的魂》相比较,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从业余作者到专业画家,在完成了身份和环境的转变之后,他们的作品是如此的不同往昔。如果以同时期内这些画家之间的代表作品作横向比较,则可反映出他们在生活感悟和审美情趣方面从趋同到求异的渐变轨迹。以上所举“三代人”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无不证明,绝大多数蜚声画坛的北大荒版画优秀作品,都是在其作者调离垦区并成为专业画家之后,以其在垦区内外的生活积累创作的。就是说,绝大部分承载着北大荒版画学派发展脉络与艺术精髓的代表作品,并不因其创作于垦区之外或未直接表现垦荒生活,就不具有北大荒版画的艺术属性,更无法将其排斥于北大荒版画之外。此其三。
  上述基本事实说明:北大荒版画的风格是动态、包容、多样并不断演进的,远非一成不变、用其早期样式就能够一语尽述的,其所代表的是中国北疆而不仅是垦区的艺术特征;近半个世纪以来,北大荒版画各个发展阶段的创作形态、学术成果和评价体系并没有停留在其生长原点,大部分时段主要位于省城哈尔滨,并以此为中心向全省延伸,造就了垦区之外更多的版画创作集群;展现北大荒版画艺术风貌、构成北大荒版画艺术宝库的重要经典中,绝大部分作品的创作区域和其作者的行政辖属并不在北大荒垦区,这一特点正说明北大荒版画学派从诞生之日起就不仅属于垦区和垦荒生活,而是以其早期作品特征及其生长原点命名的、凝聚着黑龙江文化特质的中国当代艺术流派。反之,如果将“北大荒版画”这一完整的品牌概念割裂,机械地解读为“北大荒”的“版画”,且只能与当年以“北大荒”代指的黑龙江垦区相关联,那么,晁楣先生等北大荒版画代表人物在垦区以外生活、创作的时间已达在垦区期间十几倍之久,自然早已不能被公认为北大荒版画学派的巨擘,而他们离开垦区后创作的大量作品似乎只能改称——在省会创作的作品称“哈尔滨版画”,在省内其它地区创作的作品统称“黑龙江版画”?郝伯义先生在垦区创作的未直接反映垦荒生活的作品又当如何界定?若以此类推,即使是“正宗”如省农垦系统属下的北大荒版画院,也须因省农场总局早已从垦区迁至省城而重新命名。这就如同要求历史悠久的“北大荒酒”因为厂址迁移、厂房重建、员工交替,设备、配方、工艺有所更新,便要摒弃长期积累的宝贵品牌资源而另行注册一个时髦的商标;因为北大荒早已建成祖国北疆大粮仓,就认定“北大荒”已名不副实,就必须追风赶潮般地弄出一个“北大仓版画”一样形而上学。由此可以判定,前述所谓界定标准不独可疑,而且一旦套用便会产生很大的歧义,进而推导出北大荒版画早已寿终正寝,北大荒版画学派亦已湮没无存的结论。往日的事实和未来的发展都将证明,北大荒版画并不是短暂的历史现象,她历经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为不同的创作形态和多样化的风格特征,在和谐文化建设时期仍以进行时态处于演进过程之中,并且作为地域文化品牌的重要载体而得到更加广泛的推崇。
  
  作为地域文化品牌的北大荒版画
  
  当今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需要国际化品牌的支撑。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迅速成长为世界的生产制造中心,“Made in China”遍及五湖四海各个角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只是外来品牌的加工区。品牌意识的欠缺使我们本就匮乏的民族品牌不断遭人恶意抢注,我们自己再好的产品因为“没名”也难卖上好价,再高的产量和质量也只能获取有限的产值,而总价值超过90%以上的巨大财富被聚敛于品牌拥有者囊中,更为惨痛的是,我们得到的零头还是以牺牲有限的资源和环境为代价的。这看似鲸吞般的掠夺,其实正是所谓品牌效应的魔力所致。从借鉴发达国家强势文化发展经验的角度而言,中国的重新崛起、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同样有赖于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化品牌的繁荣与强盛。一种商业品牌能够成功,往往在于其对社会的物质消费和文化需求给予了同样足够的关注、研发与投入,而一种融入民族精神、独具地域神韵的文化品牌能够确立于世界,则将使缔造并保有这一品牌的国家和民族体貌更加坚实,魂魄更加健硕。价值取向的交锋和市场份额的竞争,促使那些有生命力的品牌不断对其固有内涵和外在形态进行创新,而品牌核心竞争力的增强概源自创造力的提升,物质或文化品牌的成功概莫能外。
  品牌确立对于文化艺术发展的意义和创新对于品牌强化的作用,在北大荒版画成长壮大进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什么北大荒版画初出茅庐就能够艺惊海内,并在短期内形成品牌优势?答案在于时代和生活赋予北大荒版画家以极强的创新能力。北大荒版画品牌的艺术特征,除了其作品反映生活的真诚与生动,崭新语言样式的创造最为鲜明。我们知道,人们对于有形物体的辨识首先来自颜色,然后才是形状,而北大荒版画对版画界最强烈的冲击则莫过于使用色彩作为重要的造型手段,更何况在当时的版画语境下无人敢于如此套色。当时国内美术界对这个特征存有一种诘问,认为北大荒版画的色彩像前苏联的油画,与传统版画的设色规则距离太远。然而存在决定意识——北大荒春之盎然、夏之斑斓、秋之酣畅、冬之肃杀是生活在其他地域的画家难以感知的,激情澎湃的垦荒生活又给予北大荒版画家以独特的生命与审美体验,使他们对壮美自然的讴歌和对壮丽理想的倾诉奔涌而出、不可遏止。正是因为固有的版画语汇、尺度和章法已无法满足,或者说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激情表述和艺术表现,所以突破传统、大胆创新就来得愈发顺天应人。笔者曾作过这样的描述,北大荒版画作品中“雪岭,马架,篝火,朝霞,轰鸣的机车,苏醒的荒原”令人心驰神往,画面上“蓝天,绿野,黑土,白桦,金黄的麦浪,火红的高粱”让人满目生辉,给人以全新的视觉和心理感受。由于现代创作版画迟至20世纪30年代方由鲁迅先生引入中国,时间较短、样式有限,因此一直以来版画“以黑白为正宗”,至多套一到两个色版,或在作为背景色的版次上用少量刀痕增加层次,造型任务主要靠镌白留黑来承担,色彩在版画作品中长久地处于从属地位。所以北大荒版画在形式语言方面的创新意义重大——开创性地运用较多版次、较高纯度的色彩来完成造型和宣泄情感,不但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部分作者造型功底的不足,而且由此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绘画风格,开创了中国创作版画前所未见的语言样式,奠定了北大荒版画的美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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