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招来横祸
作者：刘 冰
矛盾。给我们扣帽子‘反对毛主席’，这大概就是吴德引导大家讨论，辩论的目的。吴德不原文传达主席的批示，其中有鬼。我猜想他可能和迟群、谢静宜商定用这种办法把那些支持我们的干部暴露出来，不然为什么要大家辩论问题的性质呢?”苗既英说：“有没有另一种可能，主席批示中有对他们不利的地方，他们就根本不传达呢？”我说：“这没有可能，谁也不敢。最大的可能是他们分两步，先是讲得含糊一些，用‘放’的办法把想揪的人都揪出来，然后再正式传达。”她说：“既然这样，要不要告诉你打过招呼的同志，防止上当?我夜里可以到他们家里透个消息。”我说：“不能这样做，这会被人抓辫子，只能靠他们自己了。我希望他们与我划清界线，而不要为我辩护。这样他们可以少受点罪。”她问：“明天干什么?”我说：“明天仍然全天开会，估计明天的会是交待和揭发。”她说：“凡是揭发，只要是事实都表示欢迎；胡说八道，恶意攻击，那不行，要反驳。要你交待无非是围绕着告状信的活动，我看他们问什么，就说什么，信已宣读了，没有什么秘密，光明正大。只要我们实事求是，任何时候都能站住脚。”就这样，一直讨论到12点钟。她劝我多吃点安眠药，加大剂量到三片，好好睡一觉，准备迎接明天的斗争。也许是挨斗的次数多了，经验多了，有点不在乎了，但更可能是绝望后无可奈何的缘故，思考停顿，反而坦然了。吃了安眠药，没多久就睡着了。
第二天，二教楼会议室贴满了大字报，其中最为显眼的是《走资派还在走》和《投降派确实有》这两张。前者是对着我的，后者是对着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的。两张的内容是一样的，但为什么冠以不同的标题呢?似乎表明了他们“区别”对待、进行“分化”的策略。我看完大字报，到座位上刚坐下来，突然来了两个我并不认识的人说：“这不是你的座位，你的座位在中间。”我看到会议室中间摆了三个凳子，这无疑是我和惠、柳二人的座位。我当然不会听从那两人的指挥，看了看手表，才7点50分钟，开会时间未到，便站起来又去看大字报。8点整，迟群、谢静宜罕见地早起，来主持会议了。被告审原告，难道主席允许这样做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思想“凝固”了。我和惠、柳二同志挤在会议参加者中间坐下来，等待着。
迟群宣布开会了，他说：“昨天吴德同志传达了我们主席的批示精神，刘冰宣读了他们的信，大家应根据吴德同志讲的精神展开辩论，对他们的信可以提问，可以批判，刘冰他们也可以申辩。”讲得冠冕堂皇，但都是鬼话，骗人的！会议全过程没有任何一点点民主。迟群、谢静宜的吹鼓手、《走资派还在走》大字报的署名者在会上“独领风骚”。他肉麻地吹捧迟群、谢静宜对清华的“文化大革命”、“教育革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出了重要贡献，说迟群“夜以继日地工作”，谢静宜“带病工作”，追问我：“你刘冰为什么不顾事实反而诬告他们，你目的何在广我说：“目的就是要毛主席知道情况，为了清华的工作。”那位吹鼓手嘶哑着嗓子嚷嚷：“不对!刘冰不老实。他是为了篡权!他想当党委书记，复辟旧清华，搞修正主义!”会场上不管是我还是老惠、老柳，只要一说话就遭围攻，就有人起哄。11月4日全天的会是这样，往后的会也是这样。所谓辩论，就是批斗、围攻；弄清问题的性质，就是给我们扣上“反毛主席”、“正在走的走资派”、“复辟资本主义”、“搞修正主义”、“反党反革命”等帽子。这就是毛主席的批示精神吗?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残酷的现实就是如此！会议一层一层地扩大，到了11月12日，扩大到全校支部书记以上党内外干部1300余人，主会场是二教楼，分会场安上了有线广播。每天像学生上课、工人做工那样，八小时开会，批判斗争……。
列席政治局会议
11月15日，对我们的批斗进入第十三天。这天下午6点钟我回到家里，6点半钟接到谢静宜的电话，要我7点钟在西南门上车到人民大会堂去。我问干什么，她说：“你到大会堂北门下车后，告诉哨兵，你是清华大学的刘冰，他会领你进去。”这莫名其妙的通知，引起了我的疑虑和紧张。我叫来既英，把电话说了一下。她问：“现在到人大会堂干什么?”我说：“我问她，她回避不说，这必有鬼。今天是批斗我们的第十三天，什么‘罪行’都揭了，什么‘帽子’都戴了，反毛主席、反党、反革命，总不会到人大会堂开会吧?唯一的可能是要我到那里先谈话后逮捕，这是个骗局！”苗既英说：“这是真的吗?能这样吗?”我说：“这就是现实，残酷的现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呀！”她哭了，泪水成串地流下来。她说：“我们对党忠心耿耿，怎么是这个下场!我们往哪里说理呀!”我说：“你别哭了，事情已经这样，我们商量一下怎么办。”她擦了擦眼泪说：“我们也别太老实了，你现在立刻离开北京到老家去，这是他们逼的。我留在家里，一切由我顶着，要抓他们抓我。孩子都大了，我们没什么顾虑，总不能株连九族，抓孩子吧?”她已经没有眼泪，脸色镇静而坚定，从心里吐出的铿锵话语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感到她不再像一位普通妇女，而是一名视死如归的战士。我说：“我赞成你的精神，但是不能走，走了反而又多一条罪状，最终还是我们遭殃。我考虑还是一切按党的原则办，他们要我到哪里就到那里，就是死了，毛主席、党中央还得把我们这一案搞清楚，几十年后还得平反。现在你作好一切准备，如果我被抓，你要给孩子们通个信。”我看看手表，时间已到，拿上大衣，准备下楼。她从口袋里拿出些钱交给我说：“你带上，我下楼给你煮几个鸡蛋。晚去几分钟，他们能怎么样，你晚饭还没有吃呀！”我找了个本子，把钢笔灌满墨水，口袋里装了两个煮鸡蛋，7点零5分离开家。她送我上了车，在握手分别时，她的泪水滴在了我的手背上。
开车的司机很严肃，好像是要和我保持距离、划清界线，一路无话。我集中思想，准备应付即将到来的一切。我想，如果有人跟我谈话，我还是实事求是，如实回答，正像苗既英说的，要光明正大。如果不讲理，要抓我，那我也没办法，就作长期斗争的准备，让时间为我讨回公道，换回胜利。正想着，车子突然停了下来，我才发现已经到了人大会堂的北门。下了车，我向门内走去，哨兵拦住问：“你哪个单位的?干什么?”我答：“我是清华大学的，叫刘冰。”哨兵说：“你跟我来。”刚进门，一位穿军服、干部模样的人，让我随他走进了东大厅。后来汪东兴同志来了，接着谢静宜来了，我想，大概就是他们两人加上吴德、迟群跟我谈话吧?我看墙壁上的挂钟，差5分8点时，陆续进来了一些人，先是政治局委员们，接着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同志来了。大家都在摆成圆圈形的两排沙发入座，政治局委员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