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招来横祸
作者：刘 冰
实际上等于他出题目，主席来回答。毛远新传达完毕，邓副主席说：“你们五位同志，主席要你们参加会，你们有什么要说的吗？胡耀邦同志站起来，大声说：“我讲些意见。主席要我们五位同志来参加会，是对我们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衷心的感谢。昨天晚上，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郑重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我没有，说我说了什么话，我没有说过，请求中央查证。我与刘冰在团中央一块共过事，他找到我要我给他转信，我对他说过我支持你，但信要由你自己送，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组织系统，我是科学院，你是清华大学，所以我不能帮你转信。”耀邦洪亮的声音在会场回荡。他发言后，好久没人说话，王洪文也无言以对。
过了一会，邓副主席说：“你们谁还说话呀?”看看周围没人回应，我呆不住了，要求发言。我刚说话，邓副主席说：“刘冰同志，我耳朵背，你坐在我旁边讲，好不好？我赶快走过去，坐在他老人家左边的座位上。我说：“主席对我作了严厉的批评，我在这里向主席、向中央作检查。”然后，我概括地讲了五个意思：第一，主席严厉地批评了我，又要我列席政治局会议来帮助我，这是对我的关怀，我在这里对主席表示深深的感谢；第二，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罗织罪状、错告了主席派往清华的干部，我犯了诬告的错误；第三，我在送信过程中，涉及到一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我对党、对主席应忠诚老实，不能隐瞒；第四，我请求党中央和主席给我以处分；第五，我向主席和党中央保证在我的后半生，将以最大的努力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接着发言的是胡乔木、李昌、周荣鑫三同志。
乔木同志发言中讲到我的问题时，他说：“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这时猛然从背后响起尖厉而有点吵哑的声音：“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我扭头一看，是江青在说话，她坐在一张铺着白布的桌子前，上面还摆着饭菜，据说她才吃晚饭。她猛然站起来追问：“你为什么给刘冰送信?”乔木说：“我不认识刘冰，也不认识迟群，只是听说过他们，我对刘冰印象好一些。”江青怒冲冲地说：“乔木呀！你反对毛主席呀!你是主席的秘书，你反对主席我没料到。”她歇斯底里的棍子加帽子的发言，使我感到厌恶。怎么送封这样的信就是反对主席?合乎逻辑吗?还有真理吗?乔木同志是我们党少有的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对宣传和捍卫毛泽东思想，有着重要贡献。怎么能因为送了一封党员干部向主席反映情况的信，一瞬间就成了“反对毛主席”呢?这不是信口开河，以势压人吗！周荣鑫同志因为有外事活动来晚了，他最后发言。在他发言过程中，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江青这四人不断插话，实际上形成了对他的围攻。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就因为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对于一个在第一线领导教育工作的部长竟如此不尊重，随便给人戴帽子，什么“否定教育革命”，“搞资产阶级教育”，“搞—修正主义”，“复辟、倒退”，棍子、帽子二齐打来。可以看出，有的政治局委员对他们这样霸道是不满意的。时间已经11点多了，邓副主席宣布：“今天的会就到这里，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另行通知。散会。”这天会议就这样结束了。
“反击右倾翻案风”
政治局会议之后，迟群、谢静宜在清华的动作更来劲了。11月18日，在迟群主持下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万人大会。在此之前，党委扩大会议已连续开了17次，都是以“大辩论”之名行批判围攻之实。这次万人大会，按迟群们的说法是“在全校范围开展大辩论”。会上先由吴德同志传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全文，随后是对两封信的批判。对于两封信如何批判?看来他们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只传达批示，不宣读信文说不过去，宣读信文又怕他们的丑事传出去。于是想出了“读一段，批一阵”的办法，使人不能得到连贯、完整的印象，并以批判湮没事实。同时他们又想出了布置人作伪证的“高招”，以颠倒是非。这次会上准备了15个作伪证兼批判的发言人。虽然这些人经过训练预演，但历史不容篡改，会上的表演漏洞百出。迟、谢以假乱真、掩人耳目的伎俩未能收效，聪明的知识分子们正好利用了他们的弱点：他们不是把两封信分割开来一小段、一小段地念吗?大学生们就一小段、一小段地记录下来。他们不是念上几分钟、批上几十分钟吗，大学生们就利用这几十分钟，仔细回忆、仔细核对记录。他们批判了一整天，学生们记录、核对了一整天。就这样，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全文一字不漏地被记了下来，传了出去，散发到全国。至于那15个作伪证兼批判者的发言，则很少有人记，也很少有人传。
迟群说他们是搞“大辩论”。吴德讲话中说：“十几天来，清华根据主席的指示，大辩论搞得很好。”是这样吗?十几天来，哪一次会允许辩论过?开万人大会的这一天，我是被人拉到“工字厅”，坐在校政治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对面墙壁上张贴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标语。看管人的人只准我面对这条标语，不准我改变坐向，当然更不准许到大会上发言。这难道是大辩论?迟群、谢静宜不是大大的“革命左派”吗?他们敢于让我和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同志作为辩论一方到大礼堂讲台上参加辩论吗?他们不敢。他们只能也只会用假话去欺骗世人。写到这里，我想摘录几句这次大会以后，迟群、谢静宜于12月10日以清华大学党委名义向中央所作的《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情况的报告》中的话，看看他们的骗子嘴脸。《报告》中说：“我们在大辩论中，始终坚持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我们给以充分的发言机会”，“不用感情代替政策，而始终是平心静气同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刘冰等人，虽然他们想把人一棍子打死，我们还是坚持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看!讲得多漂亮啊！真是十足的政治骗子!
我从广播喇叭中仔细地收听了大会上每位伪证者兼批判者的证词和发言，实在感到惊讶和愤怒。没有一句真话，都是些谎言和秽语。迟的一位亲信说他“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因为工作太忙，睡得太晚，有一次抽烟不慎把公家的被子烧了个洞，但立刻作了赔偿”，并出示了总务部门的赔偿收据。惠宪钧同志是管后勤的，他最清楚，迟群没有赔偿一分一厘，那张“收据”是他们临时制作的。这位亲信说“迟群同志从来没有闹过名誉地位”，攻击信中揭露的事实是“造谣诬蔑”。然而，正是这位亲信，每一次迟群闹起来，都是他跑着来叫：“刘冰，快去呀，迟群又闹起来了。”会上作伪证的人说我反对毛主席是一贯的，甚至有人说我是一贯自觉地反对毛主席。这更是弥天大谎。为了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