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招来横祸
作者：刘 冰
们真是任何假话都敢说。会议在迟群的导演下开了一天，骂了我们一天，撒谎撤了一天，全校师生员工疲劳了一天。唯一的收获是我们的两封信被师生们详细地记录下来，传播开来。
全校大会后，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四人实际上被专了政。我的办公室的文件柜被贴上了封条，一些重要文件被抄走，每天上下班有人跟着。苗既英脑震荡的后遗症加重了，整天头痛、头晕，不能上班；但不准她请假，还要她上全天班。“革命左派”的迟、谢们，对于封建社会的株连政策运用自如。随着对我的专政，对苗既英的残酷折磨也加紧了，非要她拖着有病的身体，每天四次来往于十公寓到“工字厅”的路上。正常人这段路只需要步行15分钟，她要在路上休息几次，要用40分钟，每天160分钟，有几次她晕倒在路旁。无奈只好写信要我的一个侄女来京，天天搀扶着她上班。也就是从19日开始，我和惠、柳、吕三位同志被拉到各系轮流批斗，给我们戴上的帽子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投降派”、“右倾翻案风的急先锋”。罗列的罪状是：“否定教育革命，翻教育革命的案，算教育革命的账”，“否定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帐”，“反党、反毛主席”。就在发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四人的同时，开始点名批判教育部长周荣鑫。在数力系馆前和“同方部”院子里开辟了大字报区，并逐渐扩展到新水利馆院子里。迟、谢们通过北京市的领导，命令各单位来清华看大字报，并在各单位开始“反击右倾翻案风”。“文化大革命”中一个新的“高潮”又来了。每天大批人马、人山人海涌向清华园。常常像耍猴一样，把我们拉到大字报区，名曰“看大字报”，实则是让人们进行围攻。
这些天，由于拉我到系里批斗，迟、谢们对于我去不去办公室似乎放松了，我呆在家里的时间较前些天多了些。11月底的一天下午3点钟左右，听到有人扣门，我开了门，进来的是项南同志的女儿项小米。我感到惊奇和高兴。因为我是被监视的，我问她：“你是怎么来的?门外附近有人吗?”她说：“乘我爸爸的车来的，门外没看到人。”我说：“小米，我是被监视和专政的，我怕有人看到你来这里。”她说：“我不怕，他们敢怎么样?”然后她告诉我，她是跟着爸爸来清华、北大看大字报的。他们先到北大，项南留在那里，让她来看我。她说：“我爸爸问候你并要你注意身体。”听了小米的话，我深受感动。我是戴着“反毛主席”的帽子，处在被批斗的逆境中，项南让他的女儿冒着风险来看我，这是比金子还珍贵的战友之情，我从心里深深地感谢他和他的女儿。我握住小米的手说：“谢谢你和你爸爸了！”我重复着这句话，让她坐下，详细问了她外面的情况。她说：“现在就是清华、北大在批判你，其它单位和地方都还没有动作，但情况很紧张，很多人都知道了你给主席的信和主席的批示，一些老同志都不敢相互来往，有些人家里的电话有人监听。”她还说：“刘叔叔，你要特别提高警惕，江青、迟群他们会用各种办法整你的，他们会搞人监听你的电话，你不要再打电话了，他们抓住一点鸡毛蒜皮会大做文章来整你。”小米的一番话，使我感到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后代，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练成熟起来了，顿时我脑海里燃起了希望之光。
送走项小米已快5点钟了，系里还没有来找，看来下午的批斗可以幸免了。根据这些天的经验，晚上10点前如果没人来找，一般当天就不再有什么批斗会了。这天晚上快11点钟了，有人来扣门，但声音很小，断断续续的。我有点奇怪，根据“文化大革命”以来被斗的经验，我机警地穿好衣服，还拿上了大衣，下楼去开门，准备着被带走。开门一看，是我的小老乡，工程物理系学生宋章元。我请他进到房里，坐下后他说：“我今天夜里专门来看看你。”他问了我的身体后说：“你们四个人的信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抄下来了，许多人把你们的信用复写纸复写多份邮寄到外地。大会上批判者说信的内容都是假的，同学们根本不信。迟群说开会是大辩论，要通过辩论搞清问题性质，同学们在宿舍说，既然是大辩论，怎么看不到刘冰他们出来辩论呢?有的同学说，大概是不敢让他们出来吧。这话都是对迟群的不满。迟群、谢静宜在学校里不得人心，同学们表面上不敢说，实际上都同情你。你们并不孤立。你要保重身体，想开一些。”说完他就走了。宋章元同学的消息对我是个很大的鼓舞，一叶知秋，人心的向背是很清楚的。
在各系轮流批斗我们的同时，迟、谢等还组织人对我进行所谓提审。这种提审不同于批判大会的主要之点是，提审者人数很少，追问很多，比如追问我为什么找胡耀邦送信而不找别人?为什么要邓小平转信而不找别的中央领导人?无论我怎样解释都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这不能不使我怀疑迟、谢们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我猜想他们是要我供认邓小平、胡耀邦是我的后台。不要说这样严肃的问题，即便是一般的事，没有事实，也不能胡说八道，我只能实事求是。每次提审，他们怀疑地问，我如实地讲，每次都以骂我不老实而告终。批斗加提审，和蒯大富的办法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迟、谢们不打人，这比蒯大富要文明一些。
11月下旬，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高级领导干部130多人参加的“打招呼会”。接着经毛主席批准，中央向全国党、政、军领导机关转发了打招呼会的《讲话要点》，要求在中央及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组，各省、市、区党委，部队军以上党委常委中进行讨论。《讲话要点》转达了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批示，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讲话要点》要大家认识，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是在更大的范围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迟群、谢静宜早就在清华说：“抓住了刘冰等人的两封信，就抓住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突破口。”其用意很明显，就是要从清华点火，烧向全国。
12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2月4日予以转载。文章说：“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潮，分清路线上的大是大非，继续巩固和发展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章显然是由迟、谢乃至江青一伙策划的，是企图将清华正在进行的大批判扩展到整个教育战线。在清华，开始时只是批判刘、惠、柳、吕四人，11月19日起对教育部长周荣鑫开始了批判。起初只是批判两封信，没过多久就给我们扣上“翻教育革命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的帽子，说我们“要搞修正主义”，“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并把我和周荣鑫同志连在一起进行批判。
自从开辟大字报区以来，迟、谢们加紧组织力量书写大字报，不断扩大大字报区，一排一排张贴大字报的新席棚扎了起来。除了通过北京市继续组织市区各单位人员来校参观外，他们还运用“四人帮”的淫威，强令各地方的领导来清华参观。迟群等亲自出面介绍“清华大学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基本情况”，推广他们的所谓“大辩论”实则大批判的经验，极力为“反击右倾翻案风”制造论据，迫不及待地要把这场狂风恶浪推向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