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7年第6期
招来横祸
作者：刘 冰
排，其他人坐第二排。邓小平和叶剑英两位副主席坐在一起。我看到这种情况，肯定这是政治局会议了，也顾不上多想，就走到第二排座位挨着胡耀邦同志坐下。我的前面是纪登奎同志，他转过身子同我握手，我向他问好。8时整，邓副主席宣布开会，说：“昨天主席接见外宾完了之后，把我留下，在场的还有张春桥。主席要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刘冰同志参加政治局会议，主席说参加会议也是一种帮助。”邓副主席又传达了主席的其他一些指示后，走到张春桥面前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然后把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面前的茶几上。张春桥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邓副主席刚回到座位上，姚文元插话说：“今天列席会议的他们几位，恐怕还不知道主席对清华的批示吧?是否给他们传达一下?”邓副主席没有理睬他，他又指着我们问：“你们听过没有?”我说：“我听了，吴德同志传达过。”吴德立刻声明说：“我没有传达，我只是说了主席批示的精神。”邓副主席说：“那好吧!请毛远新给传达一下。”毛远新慢腾腾地翻开笔记本念了毛主席的批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真如睛天霹雳！我靠在沙发上，脑袋昏昏的，耳朵嗡嗡的，心率加快，连呼吸都感到困难。会场上什么人再说什么，我全没听到，满脑子都是主席的批示。说我矛头对着他老人家，从何说起!真是天大的冤枉!我想不通，我怀疑。但这是毛远新传达的，白纸黑字，明白无误。现实是多么残酷！
毛远新还在讲一些别的，我已不能分辨他讲的内容。但我必须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只听到邓副主席说：“讨论吧!”王洪文说话了。他说他到上海去了一趟，听到下面许多反映，对胡耀邦、周荣鑫意见很大。他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张春桥插话说：“都是右的东西，周荣鑫不听我们的。”姚文元跟着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你一言，我一语，讲个不停，时间几乎全被他们占了。江青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我听不清楚，但可以看出她是给王、张、姚打气的。其他政治局委员很少说话。叶剑英副主席除了偶而喝点水或用毛巾擦擦脸，一直在默默地记笔记，什么话都没说。大约11点钟左右，邓副主席说：“今天的会到此为止，明晚8点钟继续开会。”政治局委员陆续退席，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走在后面，步伐缓慢而坚定。从两位老人布有愁云而又严肃的面容上，我似乎感觉到他们在为党和国家的命运忧虑。
在回家的路上，我想来想去，觉得在明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大概该我检查了。但如何检查呢?我正在考虑的时候，司机同志发问：“刘冰，你这几天想过没有?你的错误严重不严重?”我说：“想过，是有错误。”司机说：“只是有错误吗?迟主任、小谢对你那样好，解放了你，你却诬告他们，你应该吗?人总得有点良心，我看你应好好想想。”这位司机同志平时给我的印象是老实巴交，不大爱说话，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真出我意料。但我想不能怨他，一个普通工人，怎么会知道迟群这种伪君子的真面目呢！所以，我对他的好心表示了真诚的感谢。
午夜12点整回到家里，苗既英惊喜我能回来，脸颊上滚淌着热泪。我把主席批示和指名我们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详细情况讲了一遍。“这真冤呀！”她说出这句话后久久不语，一直用手绢擦眼泪。过了一会，她抬起头，镇静地说：“给他老人家写信反映情况是矛头对着他的，中央副主席给转个信也成了偏袒，怎么能得出这个结论?还有真理没有?”停了一会，她用怀疑的口气说：“老人家是不是真的糊涂了?他80多岁了，人老了容易糊涂，这个批语不是颠三倒四吗?”我说：“不全是糊涂，而是听了毛远新、谢静宜的一面之词。”她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呀！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就永世冤枉吗?我看不能。我们要活下去，在世时不能翻案，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为你翻案。”我说：“是呀，现在已经到头了，没地方说理，只有检讨，争取留在党内，过几年再说，一旦开除党籍就不好办了。现在要想想如何检查。”她说：“一个是检查，一个是不检查。我们没错检查什么？”我说：“主席说矛头是对着他的，不检查行吗?不行!那样会给再戴上一顶对抗主席的帽子，岂不更冤枉。几十年来我们在亲身实践中看着主席领导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自己的成长也是他的思想哺育的，在这一件事上即使是主席错了，从良心上讲，也不能对抗，让主席为难。”她说：“检查什么?”我说：“我想主席是站得高，看得远，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抓了些鸡毛蒜皮，给主席派来的干部罗织罪状，然后给自己戴一顶‘诬告’的帽子。”她说：“不能过细检讨，不能戴帽子，要给自己留个余地，将来好翻案。”我说：“戴顶帽子，将来也要翻案。”已是3点钟了，我们吃了安眠药也睡不着，仍然商量着在政治局会议上如何检查的问题，直到东方发亮。
苗既英这年夏天进城开会，下车时摔成脑震荡，好几个月不能工作，从10月下旬才开始半日工作。昨晚彻夜未眠，头痛加剧，上不了班，只好请假。在家里她用长布条勒住脑袋，躺在床上，考虑我的检查。我自己一整天呆在办公室，准备晚上的检查。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紊乱过，矛盾重重理不出头绪。不检查，怕给我扣上反主席而又不认错的帽子，开除党籍，永远说不清楚；不检查，会有损主席的形象和威望，我决不愿意那样。检查吧!可检查什么?把没错说成错误，这不是对主席不忠吗?把没有的事安在自己头上不是自欺欺人、欺骗主席吗?主席说我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他的，这是从何说起?但申辩又有何意义?翻来复去想呀，想呀，最后无可奈何地下了决心：作违心的检查，争取过关，将来再说。
晚7点我离家时，苗既英一再交待我“要冷静”，说话要留余地，尽量不要给自己戴帽子。我7点50分到了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政治局委员们也陆续来到。邓副主席和叶副主席仍然挨近坐在会场的东边。邓副主席宣布开会后，毛远新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了一个本子，一边翻着，一边说：“昨晚的会，我向主席作了汇报。”随后他念着本子上的记录，他给主席说了什么，主席听后讲了些什么，一段一段地念了大约40分钟。我一边听，一边感到毛远新的汇报有明显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