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
作者：邱 路
六七月以后再说。
双方的这段讨论显示，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占领南京、上海以及成立新政府的问题上，苏方这时似乎比中共中央还急。
2月1日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军事援助的问题上，参加会谈的中共中央代表是朱德和周恩来。据周恩来介绍，人民解放军这时只有150门反坦克炮，坦克也不行，大部分都是轻型的，最重的只有15吨，在徐州战役中缴获了70辆坦克，大部还被损坏了。同时，在军工生产方面，中共现在缺少军工原料，包括生产炸弹的错弟尔。因此，周恩来明确提出，希望苏联援助反坦克炮，提供生产炸弹的错弟尔和钢材、汽油、近3000辆汽车以及其他武器生产的必要设备，并派一些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共培训军队、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米高扬当场答复说：他将呈请苏联政府考虑这些要求。原则上苏共中央已经同意帮助中共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具体到提供武器和物资等问题，则必须进一步研究。
2月1日的会谈中，有一个颇为敏感的问题。这就是：苏联大使为什么要遵从南京政府的建议，随同南京政府迁往广州?这个问题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当1月18日国民党政府被迫南迁，要求各国使馆同往广州时，即使是像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使，都拒绝了这一建议，而苏联大使却随之前往，给人印象似乎苏联对国民党政权的继续存在还颇具信心。苏联大使的这一行动不能不让中共中央感到难以理解。当周恩来提出这个问题时，米高扬看来毫无准备，其解释的理由十分牵强。他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目前中国只有一个我国派驻使节的政府。这位使节把使馆的一部分留在南京，而本人与中国政府一起迁往广州，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其实，这不仅不会损害我们的共同事业，相反会有助于这项事业的发展”。至于罗申大使此举怎样有助于中苏两党的共同事业，米高扬没有做任何说明。
2月2日的会谈继续讨论苏联在中国军事工业以及其他工业发展中的作用问题。中方参加者为朱德和任弼时。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说：“任弼时强调，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尤其重视东北的重要作用，力争把它变成中国的国防基地。东北应该能够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武器。他同时指出，他们希望苏联帮助东北的工业开发，并列举了提供帮助的以下几种方式：(1)苏中经济联合体。(2)苏联贷款。(3)由苏联办租让企业。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和热河省的稀有矿藏，如铀、镁、钼和铝，需要苏联的帮助。过去日本从中国掠夺了1吨铀矿。如果苏联对这些矿藏感兴趣，可以考虑合作开发或请苏联来办专门的租让企业。任弼时指出，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在鞍山钢铁公司，他们不得不聘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在2月3日的会谈中，刘少奇再度提到了苏联援助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解放后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这种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作用。我们相信，它可以采取这样几种形式：(1)传授你们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2)向我们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派出各经济部门的专家和技术人员。(3)向我们提供资金。我们认为，苏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上互相帮助。在苏联的帮助下，当然，如果我们不犯错误，我们将会更快进入社会主义。我们清楚，如果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可能在东北恢复一个鞍山公司。因此，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
刘少奇与米高扬的这次讨论着重于新中国建国以后的若干重大政策性问题。比如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如何引导小资产阶级的问题，何时全面实现国有化的问题，等等。刘少奇表示：“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我们政策的基本问题。”而党内在这个问题上还存在着右的和“左”的两种倾向。一些人认为，应该尽力发展并依靠资本主义。这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让步，向资本主义投降。另有一些人左倾、盲动，急于建设社会主义。胃口过大，结果必然损害工农联盟。他说明：“我们将坚决同这些倾向作斗争，同时也请苏联在这方面给我们提出意见。”但他估计：“全面向资本主义势力发起进攻，要等上10至15年的时间，那时我们才能着手将工商企业收归国有，从而加速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 米高扬对此表示赞成。他说明，莫斯科的意见是，目前还谈不上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企业实行国有化的问题，最好是彻底了解它，待政权完全巩固之后再来提这个问题。
毛泽东否认中共泄密的可能性，斯大林表示愿意及早撤出旅顺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涉及了更多的与双边关系有关的问题。
3日当天与刘少奇谈过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全体会见了米高扬。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小心地提起了莫斯科方面关于中共中央有人泄密的猜测。说本来美、英、法等国同意在国共之间调停，后来不知何故得知了苏联和中共反对外国调停的消息，他们就立刻改变了态度，抢先一步拒绝了调停。“因此我们必须认真抓好保密工作，并注意中。共周围的人中，是否有不可靠者会把情况传到美国那里”。
毛泽东对此断然否认。他解释说：类似这样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与莫斯科的来往函电，一般只有几位书记处成员和翻译师哲，以及苏方联络员阿洛夫几个人知道，这些人都十分可靠，不可能泄密。据他所知，英美人士早在得知中苏两党的态度之前，就公开报道说苏联和中共将会反对调停。
米高扬说：这在当时还仅仅是英美舆论界的一种猜测。而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则在得到有关我们的确切态度之后，才急着表示拒绝调停的。
据米高扬当天的电报称：毛泽东反复说，不存在中共人士泄密的可能性。
4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朱德接着头一天的谈话内容继续与米高扬会谈。毛泽东首先表示了对苏联援助的感谢。但他同时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而局部利益应该服从全局利益。我们请求苏联援助的时候，总是考虑到这一点。比如说，假使苏联不能提供什么东西，那我们也不会抱怨。罗荣桓动身赴莫斯科之前问我，他们应如何向苏方提出援助问题。我对他说，不应把你们的处境说得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你们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东北的适当援助。从1948年起，林彪就经常向莫斯科询问有关援助的各项事宜。毛泽东说，我已经指示高岗，苏方给我们的所有东西，我们将来一定付款；某些物资不足，可以从国民党占领区弄，中国同志应该合理利用苏联援助。”
就加强同苏联的联系问题，毛泽东再度强调了苏共经验和指导的重要性。他特别强调说：：“在分析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时，他根据的就是斯大林同志1927年前的论述和他最近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尤其是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