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斯大林特使密访西柏坡
作者：邱 路
示，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批评，对他非常具有启发性。据此，毛泽东提出，必须进一步加强双方之间的联系，一方面中共需要联共[布]各方面的帮助，包括派遣经济和金融方面的顾问，另一方面未来新中国需要考虑向苏联派遣自己的大使。他建议派王稼祥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则进一步提出，有一系列重要的问题需要和联共[布]中央进行直接的接触，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可能需要到莫斯科去解决。
在4、5两日的会谈中触及到一些极为敏感的问题。米高扬在4日晚发往莫斯科的电报中说明：“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过分大度，如让少数民族独立以致在中共执政后缩小中国的版图。应该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很欣赏这项建议。”但5日的谈话显示，毛泽东多少有些怀疑北部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与苏联的支持有关。
毛泽东提出，新疆伊犁地区正在发生独立运动，在那里搞独立的并不是乌鲁木齐的政府，而是当地的共产党组织。而1945年他在重庆同白崇禧见面时，白曾告诉他说，伊犁的地方起义者拥有苏制的高射炮、坦克和飞机。
米高扬马上解释说：苏联不赞同新疆少数民族搞独立运动，苏联对新疆也没有任何领土野心，新疆本来就是、也应该是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内外蒙古的统一呢?毛泽东问。
米高扬回答说：我们不支持内外蒙古的统一，因为这会使中国丧失很大一块领土。毛泽东说：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统一起来，重新回到中国的版图里来。
米高扬当即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早就享有独立权了。它早就体验到独立的好处了，恐怕什么时候也不会自愿放弃独立的。如果有一天外蒙古与内蒙古联合起来，那结果大概只能是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国。
任弼时这时插话说：可是，内蒙古有三百万人，而外蒙古只有一百万人。
得到米高扬电报的斯大林当晚不能不打来电报，明确告诫毛泽东不要设想把外蒙古重新归人中国版图。电报说：“外蒙古的领导人主张中国境内各地蒙古族人和外蒙古联合起来，在独立的旗帜下建立一个统一的蒙古国。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它虽然并不威胁苏联的利益，但它意味着从中国割出一大块领土。我们认为，即使所有的蒙古人联合为一个启治单位，外蒙古也不会为了在中国政府的版图内实行自治而放弃独立。不言而喻，这件事的决定权属于外蒙古。”
毛泽东得到电报后才表示，中共将不再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了。
这两天讨论的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关于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条约的。据米高扬给莫斯科的电报介绍说，他说明苏联方面对条约中有关旅顺口及中长路的协定的基本看法。他解释说：苏联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口的协定是不平等的，当时签订这个协定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反对苏联，也是为了中国的解放运动。事实证明，这个条款给解放战争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掌权，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政府已经决定，只要同日本罢战言和，就取消这个不平等的协定，并从旅顺港撤出苏联军队。如果中共认为立即撤军是适宜的，那么，苏联现在就可以这么做。至于中长铁路的协定，苏联不认为是不平等的，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由俄罗斯出资建成的。当然，可能在这个协定里，有关平等的原则并未得到充分的体现，对此苏联方面准备与中国同志友好地讨论并解决它。
毛泽东和在座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听了米高扬的话之后，都颇感惊讶。他们纷纷表示，恐怕不能马上从辽东撤出苏联军队和撤销旅顺基地。毛泽东说，撤军问题应该等到中国粉碎了反动势力，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了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把国家治理得井然有序时再来考虑。一句话，等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到时候我们要签订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互助条约。
毛泽东并非无意地提出，有一个女资产阶级社会活动家找过他，向他提出：革命政府成立后，苏联再在旅顺保持军事基地就没有意义了。他认为，这位女性不懂政治。她不知道，中国是共产党人的，苏联也是共产党人的，但这并不排除而且完全允许把苏联在旅顺的军事基地暂时保留下来。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进行压迫，苏联在旅顺是为了保卫它，防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等到中国强盛了，有能力自己抵御日本侵略了，那时苏联就不需要这块基地了。
注意到毛泽东说明的情况，斯大林在2月5日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不能不进一步重申了米高扬说过的那些基本观点，即“中国共产党人掌权后，形势已根本改变，苏联政府已经通过了取消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决议，准备一旦同日本签订和约，苏联就从旅顺撤军，自然美国也将从日本撤军。当然，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军队以立即撤出旅顺为好，苏联愿意使中国共产党如愿以偿。”
毛泽东高度评价苏联援助，米高扬肯定中国革命经验
毛泽东继续主持了最后两天的会谈，即6日和7日的会谈。会谈又回到了苏联援助的话题。在前一天，毛泽东曾特别提到苏联红军对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的援助，说明苏方提供的日式武器以及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制造的武器具有巨大作用。不过，他抱歉地说，可惜苏制武器在人关后不能不下令全部上缴了，让部队换成缴获的美式装备，因为“中国共产党想以此证明，是蒋介石用美国的技术装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6日的谈话中，他在提到中共需要3亿美元贷款、3000辆汽车，以及各种必要的物资、机器、石油产品和造币用的银子等援助时，又再度表示了歉意。他解释说：“迄今为止，我们得到的武器都是无偿的，我们明白，苏联的武器生产中包含着苏联工人的有偿劳动”。而现在，“我们需要3亿美元，我们不知道，你们能否提供这个数目，是少还是多。但是，如果你们不给，我们也不会埋怨什么。”如果苏联方面可以提供这笔贷款，希望能够从1949年起在三年内分期提供，中国会连本带息如数归还。
关于苏联援助的必要性，毛泽东在最后一天的会谈中有明确的说明。他指出：革命前俄罗斯的工业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已经很高了，但苏联还是花了12年的时间才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中国这样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肯定会更长。“我们需要经济援助，就是为了缩短这个过渡时期。而我们知道，只能从苏联和其他新民主主义国家获取这样的援助。”
当然，毛泽东同时表示：仅仅依靠外部的援助是远远不够的。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采取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包括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工业。他提出，在现阶段，允许国内市场自由竞争是可能的和必要的。既然中国的经济实力十分薄弱，发展落后，就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不能性急。因为工业发展不起来，就不能满足农民的需要，就不能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甚至可能失去对农民的领导。而农民是中国居民中的主要成分。离开了农民，中国革命将一事无成。在谈到中国农民的问题时，毛泽东显得格外满意，他告诉米高扬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望其项背。是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 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农民要比所有美国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的觉悟高得多”。
米高扬对西柏坡的这次秘密访问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在7日晚上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总结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他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甚至特别提出：为什么在中共规定的干部必读书中，没有一本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同意毛泽东自谦的说法：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多少创造。他肯定地说：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并不是机械地搬用马克思主义，而是在充分考虑并结合了中国特点和具体条件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因此，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有自己的特点，阐述中国党的经验本身就非常重要。它的总结至少对亚洲国家革命运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
当然，米高扬在与中共领导人进行了长达八天的谈话之后，也发觉，“他们对生产业务知识了解不多，对工业、交通、银行的概念比较模糊”，他们的经济设想还比较空泛，甚至对准备接收的作为国家经济支柱部门的大银行、大工业，还没有提出具体的计划。因此，他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莫斯科提出更具体的资料，说明需要，写明准备从苏联方面获得何种相应的帮助。双方为此商定，过一段时间派一个专门代表团到苏联去，具体讨论各项重大政策问题以及建国前必然要遇到的其他问题，同时签订贷款协议。
2月8日凌晨，米高扬结束了这次访问，又秘密地从原路返回了莫斯科。据师哲回忆，米高扬初来时本来做好了消息被泄漏的准备，他甚至断言：“我看明后天我就会在路透社或美联社或其他什么通讯社的新闻消息中出现”。但是，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很多年以后，有关他的这次秘密访问也始终不为人所知。事实上，米高扬此行在中苏关系的历史上是相当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