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作者：韦君宜
她快要划成右派了，要开批斗会了，你管不管?”胡乔木打了个电话给刘白羽，说我大约尚非右派。同时，杨述把这事也报告了彭真(我是个“一二九干部”，彭真知道)。我大概就是这样才得幸免的。不过批斗会还是要开，要我一面挨批斗，一面在编辑部主持工作，继续发批判稿批别人。
难道我能够不批别人么?不能。也得批。李又然的妻子刘蕊华在我们编辑部工作，别人贴她的大字报：“警告刘蕊华，休想往边滑”。我明知这完全是无理株连，也只好开只眼闭只眼。由于李兴华和陈企霞的关系，作协领导硬要把他划成右派，我虽然代打过一点掩护(说我们编辑部没有与丁、陈有关系的人)，但是没法帮助他。最后，只好由我亲口向他传达把他划为右派的决定。这件事使我的心深深受伤。
还有一个杨觉案，更加荒唐。因为他的妻子潘漪回乡养病，他去探视，正赶上那个村因为与邻村合成一个高级社，吃亏太大，要向上面反映。他们写了封信请杨觉带到河北省委，要求两个村仍然分开核算。结果那个高级社的社长来信给作协，说杨觉煽动分社，是破坏合作化。作协正在找右派找得眼红，发现了这个“破坏合作化”的，便要把他算上。我当时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但我还尽力提了一个意见：派人下去调查一下再定。结果派了一个从未下过乡的年轻女同志。她去了一趟，把那位社长的全部谈话都记下来，而对于对方一点儿也没调查，就回来了，说那位社长是怎样怎样的高风格，是一心为了合作化，所以杨觉非划右派不可。叫我还有什么办法呢?只能勉勉强强同意把他划上了。到1961年，杨觉提出申诉。恰好这时他的妻子潘漪在我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时我已经是社领导，便想做一点好事，使自己的心灵求得平安。我去和作协张僖联系，共同受理此案。然后由我社派人去重新调查。我选派了久做农村工作出身的人事科长刘子玉同志，加一个年轻精干的何启治，一同前往。他们调查的结果，果然与先前的调查不同，两面的话都听了，包括县委认为那件事情本来不必那样大搞的意见，也取到了。然后我们在作协开会，把当年处理此案的人都请来。只有先前去调查的那位女同志坚持必须划右派，别人都说可以重新考虑，看起来案子有可能扭转了。——但是谁也想不到，中央突然通知，凡划右派者，申诉要求翻案，一律不得受理。也就是一律不许甄别平反。全部的努力又都成空了。也就是说，当初各单位乱戳乱点的，甚至乱凑数字的这些“右派”：“敌对分子”，竟然连重新翻阅一下档案、看一看轻重，都不允许!这一手比以前划反革命、肃反、镇反、三反五反，都还要厉害。那些运动，后来都还是允许甄别的啊!
我在反右运动中间也干了些违背良心也即违背党性的事。我甚至写过违心之论的文章。黄秋耘同志的《不要在人民疾苦面前闭上眼睛》、《锈损灵魂的悲剧》，都被中宜部点名批判。他是《文艺学习》的人，《文艺学习》必须表态。我竟然执笔去写批判他的文章!在这一段，我和他是患难与共的。两人一起受批判，又每天相对秘密诉说无法告人的苦闷和愤懑。这种文章我怎么能写!但是我居然写了。我胡说八道了一番，署名“朱慕光”，写完便交给秋耘看。他看了只笑一笑，说：“叫‘余向光’更好，表示你向往光明，看不见人民的疾苦啊。”
但是，他也还是比较便宜的。由于邵荃麟同志的力保，竟然免划右派，只弄了个留党察看了事。还有许多人，虽然有人设法保护，也没能保下来。例如陈涌，据说就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展开了争论。何其芳说：“不能划陈涌。如果陈涌该划，那黄秋耘也该划。”天!这已经到了人和人互相用嘴咬以维持生存的程度!还有个王蒙，杨述告诉我，在中宣部里讨论时，他和许立群二人力主不要划王蒙，与团市委负责干部争论，但中宣部最后“平衡”了一下，结果还是划上了。许多人二十几年的命运就是靠这样“平衡”决定的。你并不太坏，但是他的坏也并不超过你多少，他已经划成右派了，你怎么好不划呢?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比较攀扯法”，统治了神州大地。盲目的、毫无法律根据的“中央精神”，随时变化的“领导意图”，就可以随便支配几十万人乃至几亿人的命运。在反右派运动中，我曾对秋耘同志说：“如果在一二九的时候我知道是这样，我是不会来的。”不过，说是那么说，我们已经来了。那两年的实际情况是一面牢骚满腹，一面继续做“驯服工具”。还在努力说服自己，只要气候上稍微转暖一点点，马上就欢欣鼓舞，全原谅了。
当年学生运动的骨干，怎么竟成了敌人?
那时我最熟悉的两个单位，一个是作家协会，一个是共青团中央；也还熟悉北京市委。作家们的情况已如上述，共青团中央把大批在解放前夕怀着一腔热情投奔解放区的青年干部划为右派，有李凌、丁望、王亚生、陈野……还有更早的学生干部陈绪宗、陈模、李庚。我知道那篇《本报内部消息》里所描写的那位到了中年就丧失了革命斗志的总编辑，就是陈绪宗。但是，到头来陈绪宗竟然也免不了划成右派。原因是他的妻子曾写匿名信对报社内某一同志攻击、不满。她攻击不对，最多只能说是个人行动不对，与反革命什么相干?但是，断定了她是个“反革命分子”。陈绪宗出来代为辩护，就此把他也划成了右派，而且牵连到当年在延安“抢救”的事情。我知道，陈绪宗在延安时，曾因为无端被“抢救”，跳山坡企图自杀过。那事情不是早过去了吗?而且毛泽东本人还为“抢救事件”公开向大家道过歉!这都是不算数，不可信的吗?
划陈模更是异想天开。他本人一贯很左，从未“右”过，这与我们《文艺学习》编辑部的李兴华很相似。此时却也成了右派。后来听团中央的人说，他曾对别人讲：杨述和我都是共青团做宣传工作的人材，不宜放走，放走是失策。这也成了他的“右派言论”。
至于丁望等人，全是昆明“一二一”学生运动里的人才。作家协会有个杨犁，也是这一群里的。1948年我在晋察冀边区的平山县，参加冯文彬领导的土地改革工作团。人马基本上是从延安徒步行军到这里的干部，我们已经和外界隔绝十年了。突然，来了这一批由于搞学生运动而在北平存身不住的活跃分子，我们多么高兴啊!他们把外边的新消息、把放言无忌的青年朝气又带过来，使我们这些先来十年的学生恍如他乡遇故知，一见就和他们熟了。
他们会成了右派?而且不是一个，是大批地成了右派!李凌等几个在团中央被划了，杨犁在作协被划了，一二九运动的领导干部袁永熙在清华大学被划了。当时我已模糊感到，这是不要这些学生运动中涌现的优秀干部，不要这些年轻力壮正可有所作为的人才了。原因是什么呢?无非就是他们多少还有些头脑，又年轻，不可能完全不动脑，筋“响应党的一切号召”，如我所已经做到，而这时稍有思索正在为之痛苦的那样。
我并没有一一了解这些人的“案情”，那几乎是已经用不着问的。他们这一辈里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