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作者：韦君宜
也有完全接受一切号召的人，甘当驯服工具的人。例如，杨犁的妻子黎阳，原是在北京大学时候由杨犁领上革命道路的。人极幼稚、极单纯，真是人家说什么她都信。他们二人原来极其相爱，从两人取的名字都用同样的字互相颠倒，即可察知。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杨犁一被打进漩涡，这个单纯的姑娘竟立即宣布和他离婚。她真的以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是罪人。离婚之后，她一个人跑到了山西。在那里，她按照那种把一切知识分子都当成仇敌的“哲学”，与一个小学毕业的男同志结了婚。一直过了二十几年。到1985年，这时杨犁早已“改正”，回到了北京。黎阳因公来京时，和杨犁见了面。杨犁说明了当年对他的一切诬陷，黎阳也有所醒悟了。但是，他们的头发已经花白，双方都已经另外结婚了。一切都晚了!黎阳坐着公共汽车走她当年天天下班回家所走的那条路，风物依稀，哪禁得住感慨!她对我说起这件事时是含着泪的。
光是为此离婚的何止一个。前述的袁永熙，妻子是国民党要人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她曾经勇敢地背叛家庭，独自在北平贝满中学教书，参加共产党干革命，后来被捕，闹得国民党报纸都竞相登载。她有这样的勇气。但是到1957年，她却没有勇气去对抗当时如大山一样压下来的政治压力，她和袁永熙(一二九运动的战友)离了婚，后来一直没有再结婚。独身至“文化大革命”中又遭批斗，终至自杀。
我所认识的“右派”中，地位高的有柳浞、王翰。也毫不例外，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老干部。我和他们原来没有多少来往。直到1984年，王翰去世，他的妻子张清华来找我，要求帮着写传记，我才知道了他的生平。他是一二九运动在上海的领导者，复旦大学毕业生。在上海领导“社联”时，他就主张不能以工农党员的多寡作为标准来判断支部工作的优劣(这是可笑的标准!在这种标准推行下，有的被“发展”的工人党员竟不知道自己是党员)。后来在新四军五师任政治部副主任时，他给战士编课本教文化，使用大学生干部做政治工作，当时就受到很多非议。建国后在中央监察部任副部长，主张学业务，主张做监察工作要熟悉经济建设，还公开反对过唯成份论。就为这些，把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干部打成右派，去当了十六年的铁工。劳动改造，不摘帽子。看了他的材料，实在使人觉得毫无公理可育。我又一次觉得有些人对知识分子有一种天然的憎恨。如果是出身工农的干部，有王翰这样参加新四军建军和开辟中原解放区等功劳，怎么也不可能打成敌人吧。
倒是党的机关北京市委反而划得少一些。市委宣传部只划了一个钟鸿，还是实在硬凑上的。这个钟鸿曾在我兼任市文委副书记时帮助我做过工作，所以常来我家，和杨述也熟。是一个温柔沉静的女子，黎锦熙先生的女儿。笔下很好，从来就没听到她发表什么言论。那几天划右派的时候，我只见杨述天天往外单位跑，去开会、比较、定案。到最后，才由几位管机关支部的人来找他汇报本部门要划的右派。讲到钟鸿时，只听杨述说：“这样，不够吧?”汇报人说：“唉，这也算可以了。再没有别人言论比她更重的了。”
原来，他们是因为一个单位如果一个不划，实难交代。是因为再找不着别人了，就这么“矬子里选将军”。我知道杨述确实不想划她而不能不划她，对这点我还能理解。我还知道他参加高校党委关于多划学生还是多划教授的讨论时，有人说“年轻人犯错误该保护”，这就算当时态度不错的了。他说：“傅鹰那样老骂街的都不划，还划学生?应当划傅鹰。”但是，他完全想不到这些教师、学生，老的少的，都不应该划，他们都不是敌人，没有反社会主义。他更想不到这场运动本身就是对社会主义不利的。这时候，他任部长既久，已经变成完全以上级的思想为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他已经和绥德时代不同了。我们两个常常谈也谈不到一起了。
这次反右派运动最后波及到了推翻历年“统战”政策，乱打乱斗，很像“文化大革命”的预演。把台湾自治同盟的主席谢雪红(实即台湾左派领袖)，云南起义的首领龙云，民主党派的一些老朋友以及自己的许多老党员全划上了。又是中央比地方更狠。我看北京市委就比中央还好些。如果因建筑学思想不“正统”而屡遭批判的梁思成是在中央，那早就把他划上了。但北京市委彭真为了他，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明确方针，保护“过关”。所以，我认为有些民主党派人士讲：“大和尚的经是好的，被小和尚念歪了。”实非探本之论。原来的“经”，本身就是歪的。事实上，从1957年起，有的“小和尚”越念越歪，有的“小和尚”还念得比原“经”好一点儿。
更重要的是，当年经手划右派的人也都以为这不过是一场运动，和过去三反五反之类差不多，过一段时间就会过去的。划上一个人，委屈他一下，以后就没事了。谁能料想就是那样裁定一个人的一生?谁能料想竟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如此草率定的案、凑的数都不准查、不准翻啊?
从这时候开始，党内党外正气下降邪气上升
对于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呢，从这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提倡唯唯诺诺，提倡明哲保身，提倡落井下石，提倡损人利己等等极坏的作风。有这些坏作风的人，不但不受批斗，甚至还受表扬受重用。骨鲠敢言之士多成了右派。这怎么能不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
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姑隐其名)和别人弓起负责编辑一个刊物，两个人是好朋友。一切定稿都是两人一起干的，另外那人写的文章发表以前都交这位看过。但反右风潮一来，这个人竟出面揭发他的朋友：如何如何写右派观点的文章，如何如何把别人的文章改得越右越好……。于是，朋友划成了右派，而他，却从此青云得路，提升上去。还有一个人(也姑隐其名)；平时在编辑部时显得颇为正直，发起议论来滔滔不绝，自命敢言。同事中有一个，这时正与“丁陈集团”沾了点边，怕出问题，十分苦闷。他们住同一宿舍。有一天这位同事顺便请这位“正直分子”在家小酌，和他谈心。而他竟在几天后编辑部开会时，把某同事请他吃饭、“阴谋拉拢”的“罪行”揭发出来。他后来果然当了下放小组长。又在农村见到那位已经划成右派的同事时，又把他是右派分子的“秘密”向农民宣布。根据就是那人在村里吃了较好的咸菜，是不肯改造!这样的人，后来却越爬越高，哳且不断造谣打击和他地位相同而行将提拔的人。
这类事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百成千倍地翻版。我看起源实出于反右派。正气下降，邪气上升。我自己明白，在我最困难的那一段，如果我把一切问题都推到黄秋耘同志身上，如上述某某人之所为，那我是可以被从轻发落的。但是，这时我心里的痛苦达到了最深度。我从少年起立志参加革命，立志变革旧世界，难道是为了这个?为了出卖人格以求取自己的“过关”如果这样，我何必在这个地方挣这点嗟来食?我不会听从父母之命远游美国，去当美籍华人学者?参加革命之后，竟使我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