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作者：韦君宜
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我悲痛失望，同时下决心不这样干。情愿同罪，断不卖友。在给我定“罪”(党内严重警告)之前，有一次作协开会讨论到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一会儿靠到丁陈方面，说周刘这边的坏话；一会儿又靠到周刘方面，揭发丁陈的“罪行”)，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说：“像那样的行为，你们就给予嘉奖吗?如果这样办，下回他又翻过去，你们将如之奈何?”这几句直率的话，使主持会议的刘白羽倒是一再颔首。他当然也明白事情的确是这样，但是，按政策，他们对这样的人还是不能苛刻，这人仍然出任领导。而我，则紧接着就受了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农村。
作协领导人手下最得力的是一班女将。当时编制在作协的一班作家们，一听说她们，真是闻风丧胆。我记得那一次开全体会，由其中的一位，主持会议，她宣读划罗烽、白朗为右派的决定。那声音刚脆，森冷碜人。简直使人觉得声音本身就有杀伤力，每一句话就是一把刀。真可怕!另一位女将用纤手指着一个老编辑，说：“就是要狠狠地整你!”那模样至今如在我眼前。她们几位，都是只有中学程度(大约是初中)的干部，参加革命却都很早。在革命的大学校里饱受“党领导一切”的教育，然后出来就在作家们中间做党的工作，俨然变成党的化身。但她们实在不懂文艺。(这并非贬低她们。当时的我，也比她们高得有限。我是后来几经挫折，才觉悟了这一点的。)于是，在从上边来的各种指令之下，由她们动手来搞这个运动那个运动，整人。而她们还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神圣任务。这事情，能专怪她们吗?
在上边指挥的是周扬。后来，他对自己所作所为的确有所悔悟。以前，把胡风打成反革命的责任也不能由他负。但是，那时候中央在文艺上的确是依靠他。文艺界反右运动基本结束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了一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发表的当时，我们都已知道，这文章是领导上亲手改过的，不全是周扬手笔。直到198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周扬文集的时候，张光年还出主意：“别把那篇文章收进去，那里边提的一些问题至今还很敏感。”可见其流毒深而且广，不能藐视。周扬自己为这文章也曾在1983—1984年表示过：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按历史，这是文学史中的重要文章，但若收入他的文集，他个人无法负责。除非逐段注明，哪里不是他自己写的，但这样又不大好。此外，周扬还对我说过，他当时本不想划艾青为右派。
尽管如此，上边那时确是把周扬当成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的将才，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此，在反右派中，周扬的确干了很多坏事。“文化大革命”，江青把他打倒，翻脸不认人，才使他一场大梦醒过来。这是后话。
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永远不再搞了
反右派，我是沾上了，但尚非“主犯”。还得更多记录一些耳闻目睹的事情。
反右派这次运动，波及上百万人，当时身受其苦的人都想不通，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只觉得冤枉。我就再说几个我所亲见亲闻的人。
想起一个王蒙。他本是头一个受到毛主席保护的人，因此使许多希望思想自由的知识分子都为之欢欣鼓舞。王蒙那篇《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的是青年人要求改革共产党内组织部内的官僚主义、官风官气。当时就引起文艺界和共青团许多人的讨伐。奇怪的是毛主席竟为这个青年的作品仗义执言：“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还说：“太守以上的官，都反对我。”大家欢喜极了。于是写文章、说话的人纷纷涌出，真是空气为之一新。万万想不到的是，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变调子一百八十度。原来是天天鼓吹要“放”要“放”的，竟提出个“这是为什么”的问题。说现在人们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说反对官僚主义的人，都是心怀叵测，是资产阶级右派。这当然引起大批拥护毛主席主张的知识分子为之哗然：“你们怎么这么说?出尔反尔，这岂不成了阴谋么?”更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竟公然承认这个出尔反尔，说：“这不是阴谋，这是阳谋!”就是先前所说一切，全是钓鱼的诱饵!青年人怎么吃得消这样的“阳谋”，他们就此都上了钩。
王蒙那时才二十四岁，十五岁人的地下党，真正耿耿忠心。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大目标。他所在的共青团市委，不好意思公然把毛主席保护过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拿出来打，就另找口实。但是王蒙实在没有写过反党文章，无目标可找。于是他们就跟他谈话，日夜不休，要他狠挖思想：有没有写过宜扬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文章，头脑里想过没有?给人家偶然提过没有?想出一点点，也要老实向党交代。年轻的王蒙，在这种苦逼诱供之下，拼命想。自己有什么不符合党的方针的偶然动念。于是他说自己曾想到过，像英国的海德公园那样，谁有什么主张，都可以拉一个肥皂箱来，自己站上去任意发表，那有多么舒服，多么自由啊。他这个想法，自己既从未讲过，也没劝别人去讲过。但是他已经供了出来，这就是资产阶级右派的铁证。像这样的例证有这么两三件，王蒙的右派帽子就跑不掉了。毛主席所仗义执言保护的人和作品，就此完全作废。这个青年作家就此开除党籍，先打发下乡，后发往边疆，达二十五年之久。成了“阳谋”的典型牺牲品。
一个葛佩琦。这个人是在报纸上作为最狠毒凶恶的右派首先打击的。说是他曾在人民大学公然喊叫：“要打共产党，要杀共产党。”这样的敌人，不消灭他还等什么?这样的人存在，说明了反右派斗争的必要性。开始我也以为这人发了疯，真这么说，那是该批该斗了。但是后来偶然在报纸上看见，原来他说的是：共产党要为人民。如果共产党不为人民，那人们也可以反对它，也可以打共产党，杀共产党。这意思就完全不同了!哪里就是他要杀共产党!可是宣传还是照旧宣传，没有一个人敢出头来为这个大右派鸣冤叫屈一句。这样过了二十来年，不知此人下落。直到1985年，在纪念一二九的会上，有人向我介绍一个才子，说“这就是葛佩琦”。他名声太大，我不由得怀着敬意说：“你就是那全国第一各大右派啊!你能来，太好了。”但是此人却低着头，“顾左右而言他”去了。后来有人才告诉我，此人是我们清华的老校友，老党员!我回家查了旧清华周刊，果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这是一位资格比我更老的老党员。他只为了强调“要为人民”，人民很重要，竟毁掉了自己的大半生。直到胡耀邦同志逝世后，报纸开禁了三四天，登出亲赴胡家流涕吊唁的有这个葛佩琦，我才明白大约是胡耀邦亲自过问，才救出了这位大右派!所有的人，包括我在内，都冤枉了他!
我不能一个一个详细列举许多右派的“罪证”，人太多了。我只举出几个著名的右派，看看他们原来是怎样的人，这样的人如何变成右派的。让后人想一想，这回划右派到底是为了什么?
罗隆基是个大学教授，是我们这些“一二九学生”经常请来帮我们说话的人。他家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