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2期
我所目睹的反右风涛
作者：韦君宜
津，我就到他家去邀请过他。他在“五四”纪念时来清华讲过，痛斥胡适等人如何放弃了当年“五四”的传统。在西安事变时，他更加勇敢地到清华来说蒋介石如何如何不得人心，说清华老同学只想做官，我们必须反对。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当然会以为这个国家将符合自己的理想。结果却说他和章伯钧组成了“章罗反党联盟”，真不知从何说起!
说到罗隆基，联想起一位女将浦熙修，以及与她有关的几位才女。浦熙修和罗隆基有恋爱关系，但是她的出名，完全由于她早年的革命政治活动，为人所共知。在重庆时代，她是著名的新闻记者，在中共方面跑得很欢。她的妹妹浦安修是彭德怀将军的夫人，凭这条关系，她在重庆新闻界中号称“浦二姐”，写了许多当时有利于中共的新闻。日本投降以后，在南京发生了国民党军警动手打群众代表的“下关惨案”。浦熙修也在里面，挨了打。解放后她来北京主编教师报，活跃如故。这样一位左倾新闻记者，竟会被划成右派，实在令人难以索解。要不，就是因为她会当一个如实报道的新闻记者，而当不来专搞“阳谋”的笔杆子吧?反正弄不清楚。
解放后新闻界有“才女”之称的，除浦熙修外，还有一个也划成了右派的彭子冈。她也是在国共双方对垒的时候，就写了许多如《漫步张家口》之类歌颂解放区的文章。可是解放之后，只因为她有篇随笔，说了句“现在大家互相之间朋友来往都很少了，还应该有一点”，被认为这是攻击了可爱的新社会，就划成了右派。还有一个幸逃“右”网的“才女”，那就是我，也不用多说了，有什么才，有什么名，都是白费!名记者恽逸群、名编辑曾彦修……名人太多，举都举不过来，真的都白费了。
提起功劳来，想起当年的云南省主席龙云。他原是一个军阀，若说思想，当然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按思想倒真是说成资产阶级右派并不太冤。但是人家对共产党建立了何等大功啊!。没有龙云，怎么把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赶出云南，怎么让共产党势力在云南站住脚跟，最后，又怎么把云南省双手交给共产党!论功行赏，总应有人家一份吧。结果刚建国不久，就把人家打成右派一脚踢开。还有好几位原来的地方领袖，也同此下场。
还是说右派打得最多的文化界吧。每当听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我就想起了它的词作者公木即张松如。我，和他同一单位，但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划右派的，始终也弄不清楚。那时他担任文学讲习所所长，我听他来作协汇报过，说的都是一本正经，按刘白羽同志的指示一一照办。平时为人老实，也不写什么文章，只做教学工作。不知在背地里跟什么人说了几句什么犯禁的话，就此也打进去了，并遣往东北。多年之后又见到他，仍在教书。见我时，头发已白，开口只谈教书的话，一句不提当年如何划成右派。这就是“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的作者。这个歌，人民解放军至今还在唱。
至于作家挨打的，前边已经说了不少，说不胜说。想起一个最可笑的，诗人流沙河，他不曾对党的方针或社会风气有一句非议。只是写了一首情诗，我还马虎记得一句：“我把你的嘴唇，当作醇酒一杯，捧起来吻到沉醉。”词句记不准了，但意思是明白的，就是说恋爱中的热吻，别无他意。而这也成了划右派的一条“罪状”。这算什么政治?只能说，我们这里不准讲恋爱，不准说接吻，接吻就是资产阶级右派行动。当时批判他的文章的确这么说，说他“黄”，荒淫无耻。
教育界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同学钱伟长。他在国民党时期曾偷偷在自己家里组织读书会，偷读马列主义的书。刚一解放，我们几个党员回校，他立刻自动跑出来接待。后来他还很热心地跑到团中央来看我们。把他划成右派，是因为他主张让教授会参加学校领导，大概是“教授治校”的意见吧；因为当时已决定由党委领导一切。清华当时的校长是蒋南翔，他早在二十几年前曾反对“抢救”运动，这次反右运动中又曾尽力保护过我，但是他却手下无情划上了钱伟长。这是为什么?他说过钱伟长这个人不怎么好，可是不怎么好不能等于右派呀!是那种全国的政治形势使人都不能自保，亦不能保朋友了?是等着将来再甄别他?可是二十五年未予甄别。对此，我代老蒋解释也解释不出来了。
还有更多更多，无法估算的人，成为右派。北京市高等法院院长王斐然，是北京市级干部右派中级别最高的。照道理，他有何罪应当公之于众，但是没有，简直没听说，就悄悄划上了。看起来，大概也是由于市级干部必须划上些右派才能搪塞中央，才抛出这一个的吧。还有书法家启功、木刻家彦涵，后来出，选集都说其作品是人间瑰宝，可是当初为什么把这些人的二十多年随意抛弃，都划成了右派呢?谁也不能回答。
这些年我还碰到过很多位右派，他们几乎全都避而不谈自己当年划右派的情节。实际上这些情节根本没法提——根本不成其为情节，甚至根本没有什么事。
以上随手列举的右派，所受处分，最低的是开除党籍，行政降几级，不准当领导，高的则发往农场劳动改造，更重的送到监牢。总之，都受了行政处分以至法律处分。而他们并无一个犯了什么罪，甚至人人都是拥护共产党的。但是不行，拥护得不太对也不行。实际上，就是当时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太多，太猖狂，必须镇压一番，于是就镇压了，顺手捡起来就镇压了。这些人的二十多年怎么过的，无法过问。这一部血泪凝成的历史，我们不去算老账，图补偿，只希望这种大伤元气的运动，在中国永远不要再搞了。
[本文是作者尚未出版的长篇回忆录的一章，本刊略有删节，并加了小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