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9年第4期
深圳证券市场的艰难崛起
作者：肖四如
交易规则，组建了证券公司，开办了证券交易所。这三件事在中国股票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现在回忆起来，这一切来得似乎很简单，但当时的确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1991年中国股市的第一次从大涨到大跌的波动。您能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吗?
郑：深圳的股票市场，是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没有先例可循。尽管证券管理有了一个办法，发展了证券公司，交易所也开张了，但也只是把交易活动纳入到这样一个框架中来，还远没有形成一种符合国际惯例的证券市场运行机制。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快就出现了过度投机，甚至一下子在公众中形成一种这样的观念，以为只要买到了股票就可以发财，于是股票市场一天火爆一天。开始一天交易不过是几千万，后来一天就是几个亿的交易量。股票的价格远远地背离了股票的价值，如断线的风筝，扶摇直上，完全失去控制。针对这种情况，1990年5月29日，也就是市政府取缔场外交易后的第12天，我们搞了个涨跌停板制度，开始是涨跌百分之十就停板，但一天百分之十，十天就翻一番，也不得了啊。后来(6月20日)把停板放在百分之五。即使这样实际上也无法抑制股票上涨势头。因为即使每天上涨1％，一年也可以递增38倍。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似乎股票只涨不落，只有涨停，没有跌停。全国炒股大军纷纷南下，一发而不可收。面对膨胀起来的股票需求，供给严重不足，僧多粥少，深圳就这么5家上市公司，要面对全国众多的股民，显然是供不应求了。市场经济规模的根据就是供求关系的规律嘛!在这种情况下，仅仅靠涨停板制度是解决不了股市波动问题的。
当时许多香港朋友跟我讲，你们现在股市如此火爆，那就多发股票呀，溢价又高，发出去钱就来了，可以很快地筹集资金。我们也知道这个道理，积极与人民银行总行联系。我多次找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同志，请求批准一批新的公司上市。当时总行很重视，派了些同志来深圳调查股市情况。刘鸿儒同志也来了，他当时是人民银行总行副行长，主管证券工作。他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和我多次讨论股票问题。我们都认为解决股票的过度投机问题，必须重视研究供求关系，在继续规范市场、加强监管的同时，要努力创造条件，增加股票发行。但当时金融界总的看法是不赞成多发股票。一些领导同志就认为，你搞股票干什么，那不就是把银行存款搬家嘛。老百姓钱存入银行，成为国家信贷资金的重要来源，银行有一系列制度，合理安排资金的投向，为什么还要搞股票?当时一些年长的同志对旧社会股票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印象很深，而对股票对经济建设的作用想得比较少。认为股票就是投机，就是一批人发财，一批人跳楼，除了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外，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没有起什么作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大都与股票有关。当时还有一种议论，认为证券市场上出现过度投机，主要是管理问题，不是要不要扩大发行的问题。
不管你认识如何，客观上中国的老百姓买股票的积极性起来了。中国人多，一人凑点钱就形成巨大的购买力。相对于寥寥无几的上市公司，供求的规律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必然会起作用。研究和调节供求关系是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难点和重点。增发股票不仅是数量问题还有上市公司的质量问题，因为股票的需求是靠对股票的一种信心、一种收益预期支撑的，增发多少股票也要有步骤地进行。人民银行总行批准深圳1991年度增发5家上市公司1．5亿元额度，采取了温和扩张的策略。1990年从法制规范和扩大股票发行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以后深圳股市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础。
过度投机引起的股价严重背离价值的现象，总是会有极限。我们当时预见到大涨之后必有大跌，因为涨到一定的限度，缺乏公司业绩和市场信心的支撑，股民必然大量抛出股票。果然不出所料，这个现象在1991年7月份至9月份就出现了，深圳股市大幅度下跌。深发展从150元，跌到100元，跌到50元，再跌到30元，最后跌到15元。事情很快走到反面，即跌也跌过了头。深发展当时每股33红1—2元，跌破15元显然过了头。我们认为大涨后大跌尽管是合乎规律的现象，但过低的股价对于股份制的进一步发展显然是不利的。老百姓对股市的信心，很大程度上反映对股份制改革的信心、对政府的信心。
现在老百姓已逐步接受了股票风险的概念，但在当时，也就是自新中国发行股票以来第一次经历股价大跌，一般群众显然不具备良好的心理承受力，以至成为某种不稳定因素。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实施一些调控措施，以维护初级股市的健康发展，逐步形成证券市场的良好机制，也是保护广大群众的利益。当时我请了几家大公司来谈，请他们出力托市，维护市场稳定。一些公司有顾虑，怀疑政府有没有能力托这个市，说不要让我们跟进去了再套住。我说，现在对于有眼光的企业家是一个名利双收的好时机。为什么名利双收呢?利就是现在股价已在价值之下，必然回升，你们现在的投入必然增值。名呢?你稳定了股市，维护了老百姓的利益。我向他们讲了李嘉诚先生的例子，就是大家都看坏香港市场，纷纷撤离的时候，他有战略眼光，认为香港背靠广阔的祖国腹地，一定会更快繁荣起来。事实证明，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成功的企业家。我作为一个市长出面找你们谈，绝不会是要你们往火坑里跳。一部分企业老总表示支持，一些不大懂金融证券的企业经理还是有顾虑。我们也不强迫，尊重企业的选择。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总经理说，市政府有这么大的气魄，我们就跟着干。散会后，他找到我问，郑市长你给我一个底，究竟希望我们投多少?我说，不是作为市长在这里下指令要多少，那样理解就错了。我们是找你们通报信息，分析形势，共同探讨如何面对现状，投多少你们自己作分析。于是他准备了1．5亿股票资金，实际投了8千万元。最后非但没有吃亏，还赚了个把亿。国投等机构购买股票后，许多小股东跟进，这样股市马上回升。当然也没有出现疯涨。这次托市是非常成功的一次操作。后来到1995年时又出现一次大的股市滑坡，有人也主张要托市。我说此一时彼一时了，现在盘子很大，这个市谁也托不起。再者，股份制发展到这个局面，垮也不容易了，要让股票价格按照价值规律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现在看来1991年那次成功的托市没有普遍意义，因为那时市场容量很小，调控比较容易。但在当时，即股市发展的初期，对于坚定股份制改革的信心还是有意义的。同时也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给企业发布信息，劝告企业家来达到一种政府希望的调控结果这样一种调控方式，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冲破阻力求发展
肖：股票市场在中国兴趣的意义，绝不仅仅是解决丁融资渠道问惠，它作为中国股份铡改革的伴生儿，实际上揭开了中国产权侧度改革的一幕。它是对传扰的公有制理论和企业管理制度最为有力的挑战。股份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