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十年
作者：阎明复 朱瑞真
翻译苏共中央和中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函，是我们翻译组的一项重要工作。在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每一份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了俄文译本。而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共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都由我们翻译组承担。一般来说，每当苏联驻华使馆转来苏共中央的来信时，我们都连夜译成中文，送杨尚昆审批后，黎明前交到中办机要室，两三个打字员流水作业突击打印后，于上午9点前送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办公室。1957年2月至1966年10年间，中苏两党中央之间的信函往来，凡由我们翻译组经办的，都有详细记录和档案，“文化大革命”初期我们翻译组解散时都奉命上交了。
关于苏共中央来函的翻译问题还有一段插曲。1957年7月至10月，中苏两党就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问题多次交换信件。10月26日，苏联大使尤金交来苏方准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草案。在接到苏共中央送来的宣言草案后，我们连夜译成中文，呈送杨尚昆，由他批送给有关的中央领导人。胡乔木看到这个宣言草案后，向毛泽东建议，这个草案需要认真修改。毛泽东以及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胡乔木的意见，并指定由胡乔木进行初步修改。毛泽东指出，在文字上要尽可能保留苏共中央的原稿，但是重要的问题还是要表明我们党的观点，并作出修改。胡乔木把译文一页一页地贴在大稿纸上，在稿纸的边上和空档上一段一段逐字逐句地反复修改。胡乔木对草案的修改约100多处，较大的补充有20余处，删节30余处。在修改过程中， 他感到我们的译文有的用词不够准确，很恼火，把阎明复叫去核对。他批评说，你们要一字一字忠实地翻译，如黑暗就是黑暗的，不要译成暗无天日的；残酷的就是残酷的，不要译成残酷无情的。总之，不要节外生枝。胡乔木的批评对我们触动很大，使我们更加理解所谓翻译要讲求“信、达、雅”，其中第一条是信，要忠实原文。这一要求后来成为我们翻译工作遵循的首要原则。
我们翻译组也参加了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的文件翻译工作，印象最深的是翻译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文件的情景。因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许多新问题，中央很重视关于八大二次会议文件的对国外宣传工作，委托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过问这件事。王稼祥指定由中办翻译组和新华社的郑葵等一起把八大二次会议文件译成俄文，由姜椿芳和阎明复定稿。5月23日，王稼祥打电话要翻译组和郑葵到他办公室。他还把正在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师哲也请了来，共同研究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俄文译文中的疑难问题。由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刚刚过去，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对文件中的某些提法有不同意见也不敢当面摆出来，如：“不断革命”一词本来是当年托洛茨基提出的一个极左的口号，苏联已经批判了好多年，已经成了一个贬义词。八大二次会议文件中的“不断革命”，应当如何解释？再如“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的翻译问题，有人说，译成俄文就是“一个跳跃接着一个跳跃”，这有点像兔子赛跑，跳跃式地向前发展，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关于“马鞍型”、“波浪式地前进”的提法，也有这个问题。争论最多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有人说，没有奋斗的目标，没有达到目标的期限，而且也没有主语，这不像一条总路线；也有人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是一般常识，谁都懂得鼓足干劲比松松垮垮好，力争上游比甘愿下游好，多快好省比少慢差费强，这样译成外文，人家会嘲笑我们。我们几个青年人就这样冒冒失失地提出了一大堆问题。王稼祥和师哲并没有责怪我们，一再说，原文如此，翻译无权改动，但你们可以在原文的框架内把译文表述得更圆满些，尽量少出漏洞，少授人以柄用以攻击我们。此外我们还利用这个机会提出了关于“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的翻译问题，向这两位老前辈请教。师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请示过刘少奇，刘少奇说，“КУЛИТ ЛИЧНОСТИ”是贬义词，应该翻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说法并存的局面。师哲还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你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从这里可看出，王稼祥并不完全赞成毛主席提出的关于总路线和“大跃进”的方针，师哲对毛主席把崇拜真理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的说法也持有不同意见。
翻译组成立后，中央领导赴苏联或东欧国家访问，或苏共中央领导人来华访问，也都由我们翻译组担任翻译。1957年四五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中国共产党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我们翻译组承担了翻译工作。伏老在华的各项活动，由李越然担任翻译；阎明复分工照顾伏老的儿子及其夫人，并在外地参观中给伏老做些翻译工作；朱瑞真跟随罗瑞卿和苏方保卫人员，负责安排伏老的安全保卫工作；赵仲元则给其他苏方人员当翻译。1957年11月，以毛泽东为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我们翻译组的几位同志随团担任俄文翻译。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三次即席讲话，阐述了“以苏联为首”、“东风压倒西风”、“团结问题”、“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等观点，都是由李越然当场翻译的。1958年5月，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率代表团列席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阎明复等随团担任翻译。1958年七八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同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四次会谈。1959年九十月，赫鲁晓夫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会谈，双方发生了激烈争论。赫鲁晓夫这两次访华以及中苏间举行的会谈，都由李越然、阎明复担任主要翻译。1960年9月中苏两党会谈、9月底至10月中旬莫斯科会议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10月中旬至11月初莫斯科会议以及会后刘少奇以国家元首身份对苏联进行国事访问，由李越然、阎明复、侯志通、陈道生、朱瑞真、赵仲元等随行担任翻译。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后，中央派周恩来率团访问莫斯科，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访问苏联。阎明复随团担任了翻译工作，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 等人参加了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