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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十年
作者：阎明复 朱瑞真
中办翻译组的成立
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组成立于1957年1月，由阎明复、朱瑞真、赵仲元三人组成，阎明复任组长。翻译组的任务是接替师哲的工作，负责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
中办翻译组成立前，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主要由师哲担任。延安时期，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电函，都是由任弼时亲自翻译的，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从1943年起，开始让师哲参加翻译。莫斯科来的电函，由师哲翻译成初稿，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呈送毛泽东。发往莫斯科的电函，由师哲翻译，经任弼时校对后再发出。1945年师哲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后，中央领导的俄文翻译工作才完全交给他一人承担，用过的文稿也由他保管，1949年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访问西柏坡，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都由他担任翻译。新中国成立后，师哲的翻译任务更重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10月周恩来赴苏同斯大林商谈中国派志愿军赴朝鲜问题、1952年8月周恩来、陈云访苏商谈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2年10月刘少奇率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等，都是由师哲担任翻译。师哲最后一次为中央领导担任翻译是1956年10月随刘少奇、邓小平赴莫斯科同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讨论“波匈事件”问题。之后，他就到山东工作，任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临行前，师哲向刘少奇请示工作。当刘少奇问谁可以接替他为中央领导担任俄文翻译时，师哲建议从各单位选调一些有发展前途的年轻翻译，组成一个专门的翻译组，放在中央办公厅，这样中央使用起来比较方便，便于培养和教育他们，也便于保密。刘少奇采纳了师哲的建议，把建立翻译组的任务交给中办主任杨尚昆。
1957年1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刘少奇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因师哲已去山东，只好请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姜椿芳担任翻译。恰巧这天是星期六，司机早已下班回家，姜椿芳找不到司机，不得不坐三轮车到中南海西门，然后气喘嘘嘘地赶到刘少奇住地的会客室。完成翻译任务后，已是凌晨2点了。事后，刘少奇认为半夜三更把一个50多岁的老同志叫来当翻译实在不方便，便打电话给杨尚昆，催他尽快组建翻译组。
杨尚昆在同中办副主任李颉伯讨论组建翻译组时，李颉伯推荐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阎明复，说他正随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率领的全国人大代表团访问苏联和东欧国家，1月下旬回国后即可前来上班。杨尚昆推荐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朱瑞真，说不要办理调干手续，打个电话就可以过来。李颉伯又打电话给师哲，请他在中央编译局挑选一人，师哲推荐了赵仲元，说他将出差去山东，一个星期后回来即可上班。1957年1月中下旬，赵仲元、朱瑞真、阎明复先后到中央办公厅报到，中办领导宣布正式成立翻译组，由阎明复任组长。
中办翻译组成立后，其工作由中办主任杨尚昆直接领导，在编制上隶属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室的办公地点在中南海居仁堂后楼。中办领导特别是直接领导我们工作的杨尚昆，对我们翻译组的几个年轻同志非常关心，为使我们能更好地完成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当翻译的任务，创造了一切必要条件。为了帮助我们熟悉中苏关系的现状和历史，凡是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关系问题的中共中央文件和电报，杨尚昆阅后都让送给我们阅读。特别是毛泽东和其他领导接见外国使节、外宾、兄弟党代表的谈话记录，他都批给我们阅读、学习，便于我们及时了解毛泽东谈话的内容和精神，了解毛泽东对当前国内外重大问题的观点，熟悉毛泽东的习惯用语等等，以便在为毛泽东当翻译的时候能领会他的精神实质，能比较准确地翻译。他还亲自给我们讲述中共党史、中苏关系史中的一些重大事件，如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中共六大的情况、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东方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的情况、瞿秋白同米夫和王明进行斗争的情况、苏联情报组人员在延安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接触的情况等等。同时，经杨尚昆批准，我们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研究人员一样，可以到后楼的文件陈列室阅读所有中央各部委的文件和各地方党委、政府呈报给中央的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便我们能及时了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的动态。此外，杨尚昆还委托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群众工作组组长章泽指导我们的政治理论学习。我们也订阅了不少苏联报刊，如《真理报》、《消息报》、《布尔什维克》、《新时代》、塔斯社的《每日电讯》和一些文艺刊物，以便及时了解苏联的信息和提高阅读俄文文献的能力。
中办翻译组做的主要工作
1957年中办翻译组成立的时候，中办副主任李颉伯在向我们交代任务时说，你们的任务就是为中央服务，具体地说，就是翻译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之间的来往信件，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国访问或接见外宾时担任口头翻译。过去这部分工作由师哲担任，现在这副担子放在你们肩上了，担子不轻啊！你们必须努力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和俄文水平，才能胜任这项工作。
1957年2月上旬，杨尚昆主任交给我们一项任务，说苏共中央已把共产国际时期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档案文献移交给我们，共30箱，现存放在中央档案局，你们先去看看，都是些什么文件，列出一个清单来。我们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粗略地看了一遍，搞出一个简要目录。这些文件包括从20世纪20年代起中共中央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等写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共各省市委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的复印件、各地准备武装起义的计划、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和对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六大的文件，等等。
完成这个任务后，我们接着翻译了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因为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个重要的新理论观点，中央非常重视这篇讲话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宣传以及他们的反映，要求我们尽快把它译成俄文，以便公开发表。我们邀请了新华社的两位苏籍俄文专家审改译文，其中一位叫易哥尔尼可夫，精通中文。我们如期完成翻译任务，并根据中办的指示将译文交新华社发稿。
因为我们翻译组人手少、任务重，从1957年四五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开始，凡有重大外事活动，我们都请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李越然来参加我们的工作。李越然精通俄文，新中国成立伊始就给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当翻译，多次为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当翻译，陪同他们去苏联访问。长而久之，我们把他当做翻译组的成员了。后来，我曾提议把李越然调到中办翻译组，杨尚昆也表示同意，但由于李越然有一段“传奇式”的经历，保卫部门对调他来中办提出异议，此事也就作罢。李越然的父亲李芳中先生精通俄语，在齐齐哈尔中东铁路交涉局当通事（即翻译），同时又是苏联情报人员。李越然从4岁起就跟着父亲学俄语。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击溃了日本关东军，占领齐齐哈尔。不久，国民党接收大员也来到齐齐哈尔，并建立了临时地方政府。这时，苏联红军吸收年轻的李越然为他们做情报工作，并把他送到苏联赤塔一个专门学校培训半年。当他1946年4月回齐齐哈尔时，国民党接收大员及其地方政府被跑了，整个北满都成了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李越然找到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里宁，说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原来的情报工作已经失去意义。从此，他就中断了同苏联红军情报部门的联系，并把红军交给他的电台上缴给东北公安局。这段经历，在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使他屡屡遭到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