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办公厅翻译组十年
作者：阎明复 朱瑞真
中办翻译组成立以来，见证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友好到破裂的全过程，也参与了中苏论战的一些工作。1960年4月22日，经毛泽东审改，中国主要报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三篇文章名义上是批判南斯拉夫的观点，实际上是批判苏共的一系列观点和对外政策。接着，苏联《真理报》和《共产党人》杂志也发表了影射攻击中共的文章。双方文章的发表，揭开了中苏论战的序幕。当时，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上述三篇文章的宣传工作，指定我们翻译组和新华社一起把三篇文章译成俄文，经姜椿芳、阎明复定稿后对外发表，然后由外文出版社印成专门的小册子，通过中国驻外使领馆、新华社等驻外机构在苏联东欧国家散发。从此以后，中苏两党利用参加国际会议、举行会谈或交换信函等形式，你来我往，互相攻击，我们翻译组的同志大都参与了这些会议、会谈或信函的翻译工作。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意大利共产党、捷克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先后召开代表大会。在这些代表大会上，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库西宁、科兹洛夫、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分别带头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中国共产党，并暗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攻击苏共是受中共唆使的。我们翻译组的阎明复随中共代表团参加了保、匈、捷、德党的代表大会。1962年12月15日至1963年3月8日，为回答苏共在这些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的攻击，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七篇文章。这七篇文章被翻译成俄、英、法、日、西班牙、阿拉伯等文字对外发表,我们翻译组的同志参加了这些文章的俄文文本的翻译和定稿工作。1963年3月2日，为起草论战文章和信件，中共中央正式成立“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康生任组长，吴冷西为副组长，乔冠华、王力、姚臻、熊复为主要成员。为把论战文章和信件译成俄文，在成立文件起草小组的同时，也相应组成了一个翻译班子。这个翻译班子就是以我们翻译组为基础，先后借调何长谦、欧阳菲、李越然、张报、刘莫阳、林莉、杨蕴华、罗正法、任田生、张达楠参加翻译工作。3月30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除详细地阐述他们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观点外，还提出一个所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7月14日又发表《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就苏中两党分歧的由来、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民族解放运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国际共运的团结问题、和平过渡问题和建设共产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全面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指示精神，先后写了九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每篇文章都是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组”把稿子写好后，送中共中央审改。审改的程序，一般是先由邓小平主持，把起草小组成员召集起来讨论，根据讨论的意见加以修改，经邓小平认可后再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然后送由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定稿。每篇文章都经过七八稿才能完成，起草小组在前面修改稿子，我们翻译班子在后面跟着修改译文，也是经过七八稿才能最后定稿。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一共发表了九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也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升温，我们翻译组的成员也开始发生变化。1964年的一天，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汪东兴突然找阎明复谈话，说“李越然有些历史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他不适合为中央领导同志担任翻译，以后中央再有什么外事活动时，不要再请他来参加工作了”。接着，1965年5月在“清理中南海干部队伍”的理由下，李越然被调到第二外国语学院。李越然在离开中南海之前到中办翻译组办公室同我们告别时，大家心情都很沉重，明明知道他调出中南海的原因，又说不出口，大家只好相互勉励：不管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将一如既往地努力为党工作；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之间的兄弟情谊不会消失。
中办翻译组的解散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的恶化、中苏论战的加剧，影响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形势的估量，使党在阶级斗争扩大化问题上的错误也一再发展起来。1963年，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四清”运动在全国广大农村开展起来。1964年7月14日第九篇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发表后，我们翻译组的任务越来越少。1964年9月，赵仲元跟随杨尚昆去了陕西省长安县搞“四清”。长安县有个传说，说历史上凡是从长安（今西安）、洛阳、开封出巡的大官，谁到过牛角村，他就像钻进牛角一样，很快就要倒霉了。我们听后哈哈大笑，认为这是谎言，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不幸，这种历史的巧合很快应验在杨尚昆身上。1965年9月，阎明复和朱瑞真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考虑到临时有任务回来方便，便被派到彭真抓的一个“四清”工作点，即北京市顺义县李遂公社。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由阎明复担任翻译。这是阎明复最后一次给毛泽东担任翻译。
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并发表会议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对兄弟党具有不友好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反帝”，“一致行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将会议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中共中央。之后，《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文章。这篇文章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真三假”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文章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翻译组参加了这篇文章的翻译工作。
1966年2月24日，苏共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阎明复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阎、朱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阎、朱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阎、朱翻译完中共中央3月22日复信后，重新回到“四清”工作岗位。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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