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嘉庆皇帝:从英明仁圣到一事无成(上)

作者:张宏杰



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而皇帝也统统笑纳。皇帝一带头,整个官僚体系当然上行下效,赠送珠宝玉器,特别是赠送名人字画,已经成为行贿的有效手段。下级拜访上级,如果空手而去,或者礼品菲薄,已经被认为是对上级的不尊重。嘉庆皇帝迫不及待,要刹住这股歪风。
  谕旨发布不久,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新疆大臣向皇帝进贡玉石,这是历来的规矩。这次运送的这块玉石,是去年在新疆发现的一块重达两吨的玉王,从露出石面的玉质来看,属于上上之品,价值无法估量,因此乾隆皇帝命令火速运进京城。可惜,未及见到这块稀世玉王,他就撒手而去了。
  嘉庆皇帝发下了一道让全国人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就是说,随便扔那吧,不要了。玉石虽美,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运送玉石的大臣一听这消息,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时间,这个消息轰动了大清帝国,新皇帝俭朴自持的作风,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
  嘉庆要的就是这样的轰动效应。他知道,大清天下有太多事需要拔乱反正了。他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铺垫而已。
  
  二
  
  真正重大的举动是“求直言”、“求谏臣”。
  在专制社会,皇帝作调查研究的最主要方式就是“求言”,而监督皇权的唯一方式就是“进谏”。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朝中无人敢于直言,真实情况不能上达,问题在眼皮子底下就是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刚诛了和珅,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说:“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他要求“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之至意”。为了让大家放心大胆说话,他还作了不打棍子不抓辫子的保证:“朕即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
  在皇帝的大力鼓励之下,直言敢谏之风大兴,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虽然大多数奏折见解平庸,但也确有有识之士,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大清帝国吏治民生中的许多深层问题。特别是通过百官的反映,他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问题、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镇压白莲教战争迟迟不能成功的症结终于被他找到了。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嘉庆新政”出台了。
  首先是借诛和珅的东风,掀起一股惩贪的高潮,以达到改变官僚体系工作作风的目的。皇帝专门下诏给各省官员说,和珅当政,带坏了政风。现在,大奸已去,纲纪肃清,各省官吏,自当洗心革面,悛改积习,勉为廉吏,咸与维新。否则必严惩不怠。
  言出政随,一批官员应声被处理。山东巡抚伊江阿和都察院左都御史(相当于监察部部长)吴省钦二人与和珅有旧,且手脚不干不净,被罢官回籍。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皇帝立命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皇帝立命把他革职拿问,解京定罪,楚人拍掌称快……
  这一次反腐小高潮,在官场引起了一场小地震,达到了警示、教育和震慑的作用,对于转变整个官僚体系的工作作风起了一定作用。从乾隆后期以来懈怠已久的官僚们一下子醒了,许多人暂时停下了贪污之手,整个政府工作效率有所提高。
  更为紧迫的任务则是镇压白莲教。事实上,自从登基以来,白莲教起义就是他心中最大的灼痛点。自从嘉庆元年白莲教徒首举义旗以来,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已经燃遍烽火,二十多个州县被义军控制。太上皇乾隆调集了17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7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他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博斗。事实上,他亲政以来,之所以如此雷厉风行、痛下杀手,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父之道”的风险,来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他之所以求言求谏痛惩腐败,也全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进行的布局。此患不除,他一日不能安宁。
  嘉庆非常清楚,导致军事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贪污腐败。川楚军营的黑暗、腐败在嘉庆亲政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有多少支多少。如德楞泰统兵七千人,每月支饷九万两,其中四万两尽入他的私囊。明亮带兵仅三千人,驻四川20日,就耗银达十四万余两之多。由于军费被大肆侵吞,士兵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45天不发粮食,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长期克扣兵粮,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各地新兵也因粮饷被扣,不断发生哗变。难怪嘉庆帝要他们“试令清夜扪心,天良何在”?
  和珅一倒,嘉庆就立刻传谕诸将领,“从前带兵大员,皆以和珅为可恃,迎合钻营,虚报功级,坐冒空粮,不一而足。今和珅已经拿办,伊等失其所恃,惟当以国事重,奋发有为”。如果大臣们还玩忽职守,那么就要小心自己的首级了。皇帝说,过去,大家以“皇考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现在“朕综理庶务,诸期核实”,“于军旅之事,信赏必罚,尤不肯稍从假借”,“言出法随,勿谓幼主可欺也”。
  皇帝可不仅仅是吓唬人。清军腐败如此,最高统帅当然罪不可逃。亲政不久,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这个统兵大员居然在阵前带着戏班子,成天喝酒唱戏,不以军务为急。他属下管理后勤的石作瑞,一个人就贪污了军费5 O万两。皇帝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亲信也被从重治罪,改派明亮代理勒保统军。明亮带军数月,仍无起色,嘉庆又任命额勒登保为五省经略大臣。亲政后的一年间。三易军队统帅。充分反映了皇帝的急切心情。
  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前提下,嘉庆帝对军队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首先,他把镇压白莲教的数股军队统一到一起,归为五省经略大臣指挥,节制川、陕、楚、甘、豫五省军务,从此,军事指挥大权得到统一。
  与此同时,战略方针也发生重大转变。皇帝命令各省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另外,皇帝还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只惩首义者,其他人以抚为主。
  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两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已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嘉庆

[1] [2] [3] [4]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