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曹操与兖州之变谁是叛徒
作者：谌旭彬
(这个问题在上一章《东汉帝国最后的独舞——孔融之死》中谈到过。为了文章的完整性，这里再唠叨一次。)
因为边让根本就死在兖州之变之后。支持这个论断的证据有两条，而且是铁证：
第一，《后汉书·边让传》明确记载：“初平中，王室大乱，(边)让去官还家，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建安中，其乡人有构让于操，操告郡就杀之。”白纸黑字，明明白白，边让死于建安年间，比兖州之变晚了好几年。
第二，作为对第一条证据的佐证：孔融入许都之后(孔融至早也是在建安元年入许的)，曾向曹操推荐过边让，称：“(边让)为九州之被则不足，为单衣襜褕则有余。”孔融不可能把一个死人推荐给曹操。
既然《后汉书》、《三国志》的解释太勉强，而《资治通鉴》的新发现又完全不可信，那么，兖州之变的真实原因究竟是什么呢?难道兖州之变的内幕真的就无法为后人知悉，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只能“付诸阙疑”了吗?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尽然。后人读历史所读到的其实并非历史的本身即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那一段历史在翩然逸去的时候留下来的一些蛛丝马迹。顺藤能够摸到瓜，通过读历史的这些蛛丝马迹去揣测历史的本来面目，至于能不能摸到瓜，能够摸到多大的瓜，那就要看各人不同的摸法了。
我的摸法比较老实一些。我习惯于从瓜藤的根部开始往上摸起。
所以，在正式谈及兖州之变的内幕之前，我们恐怕还得先回过头去谈谈曹操和陶谦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那儿是兖州之变这根瓜藤的根。
二、曹嵩之死
在古人看来，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尤其是汉儒。汉儒们是鼓吹忠孝治国的，所以在两汉时期，为父母兄弟报仇而暗杀他人，许多时候并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相反，这些复仇者总是能够得到宽恕的，而且还能够得到帝国舆论一致的肯定和赞颂，运气再好一点的还会因此得到出仕的机会。
曹操和陶谦之间据说也有杀父之仇。
对于这场恩怨，《后汉书·陶谦传》这样记载：
“初，曹操父嵩避难琅邪，时谦将别守阴平，士卒利嵩财宝，遂袭杀之。初平四年，曹操击谦……
兴平元年，曹操复击谦……”
不过，同样是范晔的《后汉书》，同样是曹嵩之死，在《应劭传》里面却这样记载：
“兴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曹)德从琅邪入泰山，(应)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谦素怨嵩子操数击之，乃使轻骑追嵩、德，并杀之郡界。”
我想大家应该都已经看出问题来了：同样出自范晔的手笔，曹嵩这个人的死亡时间却并不一致。《陶谦传》认为曹嵩死在初平四年之前，而《应劭传》则明确记载曹嵩死在兴平元年。
这两条关于曹嵩的死亡时间的不同记载，必然会有一条是假的。无论如何，曹嵩只能够死一次。
曹嵩是不是陶谦杀的，对本文而言无关紧要，不过曹嵩的死亡的时间却一定要得出一个正确的答案。
初平四年秋，曹操第一次东征陶谦，第二年，即兴平元年夏，曹操第二次东征陶谦。从《陶谦传》的记载来看，曹嵩死在曹操两次东征陶谦之前。而从《应劭传》的记载来看，曹嵩死于曹操第一次东征陶谦和第二次东征陶谦之间。
所以，按照《陶谦传》的说法，曹嵩之死就可以被视为曹操两征陶谦的理由；而按照《应劭传》的说法，曹嵩之死顶多只能算作曹操第二次东征的理由，由此推断，第一次东征显然另有企图。
范晔显然是因为自己一时的疏漏，导致了这样的矛盾的出现。那么，哪一个记载是真的呢?
曹操的本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当然也无法回避曹嵩之死这个问题。里面这样记载：
“兴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还(第一次东征)。初，太祖父曹嵩去官后还谯，董卓之乱，避难琅邪，为陶谦所害，故太祖志在复仇东伐。夏，使荀或、程昱守鄞城，复征陶谦(第二次东征)……”
曹魏的官方史书秘书监王沈编写的《魏书》是陈寿编写《三国志·魏书》的蓝本。时人及稍后之人对王沈的评价都不好，认为这个人的史品相当卑劣，不惜歪曲史实，为曹魏多所回护。据此推测，在官方《魏书》里面，曹嵩之死应该是放在第一次东征之前，以作为曹操两征陶谦的理由。但是，陈寿对此却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把曹嵩之死放在曹操两次东征的间隙讲述，再加上一个意思模糊的“初”字，让曹嵩死亡的时间显得模棱两可：读者既可以就此认为曹嵩死在曹操第一次东征之前，也可以认为曹嵩死在两次东征之间。
陈寿这么做自然是有他的难处的。陈寿人晋撰史，所以必须为西晋有所回护，而西晋是承袭曹魏建立的，故而对曹魏的回护也在所难免。
但是，陈寿在撰史方面又是个大大狡猾的家伙。譬如：他表面上承认曹魏的正统，把曹操的传记称为《武帝纪》，而把刘备的传记称为《先主传》，将蜀国降一个等级，但是他又在别的地方做许多小动作，来暗地里维护自己心目中蜀国的正统地位。所以他在蜀国的后妃们的传记《二主妃子传》里把刘备、刘禅的老婆们都称呼为“皇后”，和曹魏的后妃们分庭抗礼。相对的，孙权的那些老婆们却只能被称为“夫人”。
陈寿对曹魏的这种复杂的态度，使得他在曹嵩之死这个问题上也采取了上述这种模糊的叙述方式。
刘晔已经入了南朝，他对曹操的厌恶要比陈寿强烈得多，同时政治环境的宽松也可以让他肆意地抒发自己对曹操的恶感。这一点我们只要看看他在《孝献帝本纪》中的这些句子就完全可以感受得到：
“冬十一月丙戌，曹操自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百官总己以听。”
“九年秋八月戊寅，曹操大破袁尚，平冀州，自领冀州牧。”
“癸巳，曹操自为丞相。”
“夏五月丙申，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
范晔如此不厌其烦地指责曹操“自立”、“自领”，已经足以表明他对于曹操的态度。结合陈寿在曹操的本传里面搞的小动作，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后汉书·应劭传》的记载才是事情的真相，而《后汉书·陶谦传》不过是范晔的一个小小的疏漏罢了。范晔没有必要也根本不会替曹操讲话。而且我们注意到：《后汉书·应劭传》里说到陶谦杀害曹嵩的原因是“素怨嵩子操数击之”，而在曹操第一次东征之前，我们根本见不到曹操攻击陶谦的任何记载。
从战争的情理上来推断，曹嵩也应该死在两次东征的间隙。
其一，曹操第一次东征战绩斐然，之所以退军是因为没有了粮草。但是，兴平元年春曹操退军，同年夏天曹操竟又一次出军了。这个出军的时间很不合理。既然春季的时候因为粮草不济撤军了，如今秋收未到，兖州当然是同样还没有粮草的，而徐州自然也没有野外的秋粮可供曹操去打。选择这个时候出军明显是不理智的。曹操熟知兵法，却犯下这样的兵家大忌，惟一可能的解释就是：在这期间，发生了某件让曹操抓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