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曹操与兖州之变谁是叛徒
作者：谌旭彬
记载有过这份诏书的史籍是当时吴国的官史《吴书》(非《三国志·吴书》，下同)。但是《吴书》认为这份诏书是曹操下达给陶谦的。曹操下达这份诏书的原因是觉得陶谦的势力太过强大，试图通过这份诏书达到让陶谦解散自己武装力量的目的，以便于自己东征徐州。裴松之认为当时汉献帝在长安，所以“罢兵之诏，不得由曹氏出”，否认了《吴书》的记载。
裴松之说诏书不可能是从曹操手里发出来的，这个判断很有道理，但却并不能因此否认这份诏书的存在。这份诏书固然不能够由曹操亲自签发，但却完全有可能是长安中央政府发出来的。理由有两点：其一，撰写《吴书》的韦曜史品相当不错。这个人因为不愿意违心给吴国的末代昏君孙皓的父亲孙和作《纪》，后来被孙皓找借口杀掉了——孙和没有做过皇帝，而只是孙权的废太子，是没有资格在史书里人《纪》的。出于对韦曜的信任，我认为他还不至于无耻到自己去伪造出一份长达二百余言的诏书和一分长达三百余言的陶谦的回奏，而且还伪造得那么有板有眼。其二，长安方面既然采取了第一步行动，搞走了朱俊，当然也会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去破坏这个新的同盟，在新同盟正准备起兵的当口发布这么一份诏书，其目的和针对性是一目了然的。
这样，我们又引出了另外一个问题：韦曜当然也是知道初平四年汉献帝不在曹操手上的。这是基本的历史常识。
所以，韦曜这样记载：“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陶)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曰……”恐怕不能用笔误这一类的理由来解释了。
这里面肯定另有隐情。
四、狼狈为奸
《三国志·魏书·董昭传》记载了曹操针对长安方面的一次外交活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间正好处在曹操入主兖州之后和第一次东征徐州之前。曹操的这次外交活动现在看来相当奇怪。
对这次外交，史书大略是这样记载的：
西通长安需要经过河内张杨的地盘，曹操先派使者去和张杨商量借道之事。张杨此时和袁绍关系搞得比较僵，所以对曹操这个袁绍的小弟的请求本来是打算拒绝的。但是日后著名的拥曹派董昭当时正好在张杨那里做客，他劝张杨说：“别看曹操和袁绍他们现在在一起打得火热，总有一天他们的关系会破裂。曹操虽然现在实力比较弱，但却是个英雄人物，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和他结交结交。”张杨觉得董昭讲得有些道理，就把道借给了曹操。
曹操这次针对长安方面的外交有三处比较奇怪的地方：
第一处，董昭对张杨说：“况今有缘，宜通其上事，并表荐之；若事有成，永为深份。”对董昭提到的曹操此行目的所在的那个“上事”，史书自始至终都以“朝贡”来搪塞。但事情的真相肯定不会这么简单。因为“朝贡”这种事情是不存在什么“若事有成”或者“若事不成”的问题的。长安诸将挟持天子的目的本来就是让其他的州郡大员们前来朝拜。他们巴不得你们都来“朝贡”。那么，这个“上事”究竟是什么?史书要如此三缄其口?
第二处，这次外交活动中，董昭替曹操“作书与长安诸将李傕、郭汜等，各随轻重致殷勤”。这进一步表明，曹操这次外交活动不是一次例行公事式的对汉献帝的“朝贡”那么简单。朝拜汉献帝是做给天下人看的，用不着和李傕、郭汜这些帝国士大夫眼里的乱臣贼子们去刻意结交、拉关系。所以这个记载实际上表明：李傕等长安方面的掌权者才是曹操此次外交的主要对象，朝拜汉献帝不过是个借口。曹操需要和长安诸将商量什么事情?
第三处，这次外交活动之后，长安方面并没有给曹操任何的封赏。刘表当年只是派个人去朝拜了一下汉献帝，一点也不感冒李傕、郭汜等长安诸将，而长安诸将仍然屁颠屁颠地主动封刘表为镇南将军、荆州牧、成武侯、假节，试图拉拢他作为外援。曹操这一次不仅朝拜了汉献帝，更对长安诸将“各随轻重”送上了自己的“殷勤”。按常理，长安诸将没有道理对曹操主动抛过来的绣球无动于衷——他们想拉拢曹操还来不及呢，何况曹操自己送上门来。然而，事后曹操却一点点的封赏都没有收到。
有这么三个奇怪难解之处，曹操此次外交长安显得迷雾重重。
说穿了，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在一个问题上：曹操派使者到长安去干什么去了?
曹操去干的恐怕不是什么好事情——至少在当时帝国的主流舆论看来是这样的。否则史书的记载不至于如此欲盖弥彰。
联系这次外交长安的时间，再联系这段时间发生在帝国内的主要的大事，我们差不多可以断定：曹操是为了消灭新士人同盟和长安方面建立统一战线去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仔细咀嚼韦曜的《吴书》的这段记载：
“曹公父于泰山被杀，归咎于(陶)谦。欲伐谦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时罢兵。诏曰……”
韦曜只是说罢兵之诏是曹操“表令”的，根本就没有说诏书是曹操自己颁布的或者强迫中央政府颁布的(裴松之自己误解了韦曜的原意)。意思就是说：诏书当然是长安中央政府下达的，但提议下达这个诏书的人却是曹操。是曹操向长安中央政府上了“表”，请来了这道“令”。
曹操那份请“令”的“表”应该就是在这次可疑的外交活动中提交给长安方面的。
现在，我们前面提出的三个疑问也能迎刃而解了：
其一，曹操此行的目的在于和长安诸将结成同盟，共同打击新成立的、以复兴汉室为宗旨的新士人同盟，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得到帝国主流舆论的支持，相反，只会噼里啪啦地挨板砖狠拍，所以《董昭传》等相关传记对此行的目的所在讳莫如深。
其二，正是因为这个事情需要长安方面的掌权者拍板，所以曹操必须去和长安诸将打交道。对他们“各随轻重致殷勤”。
其三，无论是对曹操而言还是对长安方面而言，这次外交都不过是出于共同的利益而互相利用罢了。事后曹操得不到任何来自长安方面的封赏是很正常的。
不能不说，这是一件滑稽的事情，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关东同盟打着反对长安诸将执政的中央政府的(最初是反对董卓执政)旗帜；新士人同盟也打着同样的旗帜，他们之间本来应该是同志，是战友，是穿同一条裤子的亲兄弟。然而最终的结局却出人意料：关东同盟最终和自己理论上的死敌(他们并不想真正去消灭这些敌人，因为这些敌人的存在正是关东同盟存在的理由。所以我称之为“理论上的死敌”)结成了临时战略同盟，准备同心协力，扼杀尚在襁褓中的新士人同盟。
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是政治活动中千古不变的信条。
对于这份诏书背后的利害关系，陶谦的理解是相当透彻的。所以他选择了拒绝执行诏令，并给长安上了一道奏章，陈述了自己拒绝诏令的理由。
不过在曹操看来，无论陶谦接不接受这份诏书，新士人同盟会不会主动解除已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武力解决新士人同盟终归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