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1期
忠奸何解，冷暖自知
作者：谌旭彬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要分清楚南方诸郡和南中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地理概念的区别，切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南中，按照裴松之当年在蜀人中的寻访，“云庲降地名，去蜀二千余里，时未有宁州，号为南中，立此职(李恢所担任的庲降都督)以总摄之。晋泰始中，始分为宁州”，南中即徠降，由一个特设的机构庲降都督府管辖。南方诸郡平定之后，诸葛亮任命了一批士人担任当地政府的要职，如吕凯担任云南太守、王伉担任永昌太守、马忠担任垟牁太守等等；而对于南中地区，诸葛亮却“皆即其渠率而用之”。很显然，南中和叛变的主要区域南方诸郡不是同一地区。再者，史书明言诸葛亮在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而《蜀书诸葛亮传》中的记载则是：南方平定之后，“军资所出，国以富饶”。一处免徭免赋，一处征兵征税，这种差异再次证明南中地区和南方诸郡不是同一概念。南中只不过是南方叛乱区域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而已——其大小不以面积而论，而以对蜀汉集团的重要性为标准。南中居民当以少数民族居多(孟获是不是少数民族首领，学者们至今存在争议)。
如此，诸葛亮在南中执行的特殊的民族政策，实际上只是整个南征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插曲罢了，并非主要工作对象。后世史家和小说者对此多有夸大，是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
综合上述3点，已有充分的材料可以让我们得出结论：南征之役，诸葛亮完全可以不必亲自出马。
更让我们不解的是：偌大声势的一场南征之役，“统内外军事”的另一顾命大臣、都护李严居然完全置身事外。遍查史书，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他曾参与此役的记载。而在建兴元年时候，他一方面在努力与叛军首领之一的雍闿进行交流，试图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另一方面又从未放弃使用武力，“又越隽夷率高定遣军围新道县，严驰往赴救，贼皆破走”。胡萝h与大棒双管齐下，在处理南方诸郡的叛变事务上表现得相当积极。从积极主动到不闻不问，李严的态度和行为前后差距之大，实在是奇哉怪也。
而对诸葛亮的“意欲必往”，李严的理解恐怕是相当肤浅的。等他发现事情的真相的时候，黄花菜已凉，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五
除了顺利地将自己的手伸进了军队之中外，南征之役对于诸葛亮的权臣之路的另一重要意义在于：它大大地提升了诸葛亮在益州乃至整个蜀汉集团内的威望。此消彼长，这对威望原本就不如诸葛亮的李严自然极为不利。
挟南征胜利之势，建兴五年，诸葛亮向刘禅提交了他那份著名的《出师表》，决定率军北伐中原。撇开此表的思想主旨不谈，我们会发现：其中没有一字半句是在“征求”(即使是做做样子)刘禅关于北伐可行与否的意见，诸葛亮单方面已经就北伐作出了决定，此表只是对留在成都家里的刘禅的一份苦口婆心的教训(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藏否，不宜异同)和嘱托(陛下亦宜自谋……)。
诸葛亮对自己出远门，而将刘禅留在成都很不放心，对“后方生变”怀有一种强烈的担忧。但北伐势在必行，刘禅也势必只能留在成都。诸葛亮深知，仅仅凭借一份张嘴先帝长闭嘴先帝短的《出师表》，是不能保证后方成都的稳定团结的。一生谨慎的他另有安排：
“丞相亮将北征，往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萱)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规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阏漏，有所广益。苦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寻请祎为参军，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虎贲中郎将者，主宫中虎贲宿卫，掌宿卫侍从。按照蔡质《汉仪》的记载，其下辖虎贲卫士1500人左右。不过，董允这个侍中兼虎贲中郎将的权限显然不止于此，“统宿卫亲兵”，下辖所有的宫中卫队，并不仅仅限于虎贲卫士。
董允，掌军中郎将董和之子。董和，字幼宰，荆州南郡人，和诸葛亮关系极为不错，“共为欢交”。对于董和的为人和工作态度，诸葛亮推崇备至：“又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苟能慕……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国，则亮可少过矣。”故人之子董允跟随诸葛亮多年，自然是诸葛亮可以完全信任的心腹。
董允秉承诸葛亮旨意，对刘禅的控制相当有效：“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献纳之任，允皆专之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后主益严惮之。”
农民伯伯们年成好时多收了三五斗，还打算着讨房小老婆；一国之君刘禅想多娶几个小妾，似乎也在情理之中。可悲的是，刘禅的这点小打算在董允的激烈反对下流产了。这件事情极具代表性，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窥见刘禅的傀儡岁月的概况：一名普通的侍中兼虎贲中郎将，本没有任何权力去干涉君主的私生活，更没有权力去左右君主的私生活，但诸葛亮安插在刘禅身边的董允就具备了这样的权力。董允力量的强大强烈地反衬着刘禅这个傀儡的彻底程度。
董允被安插到刘禅身边，显然不会如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是为了让他去给刘禅提供政事上的咨询，去对刘禅多提些“兴德之言”。其担任虎贲中郎将统领宿卫亲兵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护卫刘禅，倒不如说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刘禅，防备宫廷之中变生肘腋。其“处事为防制”的原则正适应于这一目的。
六
《出师表》中有一句话相当耐人寻味：“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所谓的“宫中”，自然是刘禅的宫中；所谓的“府中”，则指的是诸葛亮的丞相府和益州牧府。
诸葛亮开府治事和领益州牧之后，蜀汉集团的统治秩序在理论上变得极其混乱，同时存在着3个同等级别的秩序层：蜀汉朝廷、诸葛亮的丞相府官属、诸葛亮的益州牧府。蜀汉集团的最高命令和文件有时候来自朝廷，有时候出自丞相府，有时候又盖着益州牧的朱红大印。
对刘禅或者是李严而言，蜀汉集团这种混乱如麻的统治秩序，足以让他们完全手足无措，进而无法对局势施以有效的控制。但对诸葛亮而言，这种混乱正是他所想要的。
针对不同的具体状况，诸葛亮可以在这3个秩序层中游刃有余地做出最佳选择，进行处理；或以朝廷的名义，或定性为丞相府的“家事”，或行使益州牧的权限。这种便利使得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控制显得相当得心应手。
这是因为各个秩序层都受到了诸葛亮的严格控制。
第一，蜀汉朝廷之中，诸葛亮安插了诸多亲信。侍中兼虎贲中郎将董允就是其中之一。其余如陈震(尚书令)、向宠(中部督，典宿卫兵)、杨洪(蜀郡太守、越骑校尉)、费祎(黄门侍郎)等等也均是诸葛亮的心腹。
第二，丞相府开府之后，大量人才被网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