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上）
作者：张宏杰
乾隆十八年，一个面黄肌瘦、衣衫破旧的人来到山东孔府叩门投书。此人自称浙江人，叫丁文彬，说前日上帝临凡托梦，把孔府衍圣公的两个女儿许配给了他，他今天来做上门女婿。
孔府将此事报官，审得此人自幼父母双亡，年纪老大还没有成亲，因此精神越来越不正常，实系一精神病患者。
山东巡抚杨应琚在奏折中对丁的得病原因进行了合情合理的分析：“臣考察其情形，丁文彬乃是一至贫极贱之人，一旦识了几个字，就自认为身怀奇才异能，无出其右。因而妄想富贵美色，痴心目识，结为幻影，审不可破……听其所言，不论何人俱知其妄。”
杨应琚的分析很有道理，符合现代心理学的补偿原理。当然，他进行深入分析不是为了宽恕丁文彬本人，而是为了证明丁氏并没有其他党羽，此案不是真正的逆案，最后他建议皇帝把丁文彬杀掉了事。
乾隆皇帝也认为此人是个疯子无疑。因杨在奏折中提到丁氏身体不好，经过大刑已经奄奄一息，所以皇帝对此非常重视。他掐指一算，此案子若按正常程序经三法司会审，再行文到山东，先后要近一个月时间。如果丁文彬在这期间死在狱中，可就太便宜他了。于是皇帝立刻传谕，杨应琚可以根据丁的身体情况自行决定其行刑日期。
杨应琚受命之后，当即亲赴大狱察看，发现丁氏言语气短，精神极度萎靡，于是立刻命令济南知府当天布置法场。
乾隆十八年六月十四日午时，丁文彬在万头攒动中被凌迟，其兄丁文耀被处以斩监候，两个年满16岁的侄子丁士麟、丁士贤被配给功臣家为奴。
据不完全统计，乾隆一朝类似丁文彬这样的“疯子文字狱”多达21起。然而，这些疯人没有一个逃过皇帝的法网，皆被处死，亲人连坐或为奴。
乾隆朝另一类超出了普通读者理解能力的文字狱是“图碑类文字狱”。
乾隆三十三年八月，福建的一个小贩李浩到浙江省贩卖图文碑记，被瑞安“城管”搜查，缴获了所贩卖的《结盟图》、《惩匪安良图》和《孔明碑记》，并报给县令。
其实李浩贩卖的东西无非是民间劝人向善的宣传品(《结盟图》劝世人遵圣守法；《惩匪安良图》劝坏人弃恶向善；《孔明碑记》中除了一句“两两相争不见天”略觉刺耳之外，也不过是一些荒诞不经的预言)，并没有什么犯上作乱之意。然而在乾隆朝，一旦案子事涉文字，官员们就要宁左勿右，否则皇帝怪罪下来吃不消，于是经巡抚、总督直报到皇帝那里。皇帝果然对此事十分重视，批示道：“从重定拟，不可姑息。”
掌握了皇帝的意图，地方官立刻兴起大案，追查数省，牵连多人。在办案过程中，乾隆还特意嘱咐绝不能叫一个罪犯漏网或自杀，可见其草木皆兵之心态。
四
在文字狱问题上，乾隆曾经非常通达理性、宽容大度。
雍正在位期间曾制造了多起著名的文字大案，如“吕留良案”、“查嗣庭案”、“汪景祺案”等。乾隆对这些文字大狱一直腹诽不已，即位后立刻拨乱反正，不仅赦免了其中许多被牵连之人，还采取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措施：以后凡举报文字之罪者，如果举报失实，一律按诬告罪反坐。
一纸令下，文字狱风潮一下子被刹住了。一直到乾隆十六年，大清王朝文化领域风平浪静，波澜不惊，唯一可以称得上文字狱的就是“谢济世私注经书案”，而这个案子恰恰凸显了乾隆的宽容。
谢济世才华出众却性格倔强。雍正年间，他认为朱熹所注四书中有许多错误之处，遂自注《大学》、《中庸》，“自逞臆见，肆诋程朱”，因此被罢官治罪，发配西域。乾隆即位后召他回朝，他迂性不改，把自撰的《大学注》、《中庸疏》加以整理后献给乾隆。乾隆虽然宽大，但程朱理学是清王朝的意识形态正统，他怎能允许这样离经叛道的行为?于是“掷还原书，传旨申斥”。谢济世一气之下，要求辞官回家养母。但乾隆对他依然相当迁就，改任他为湖南粮储道，以便他就近养母。
不料，谢济世居然在湖南公开印行了《大学注》和《中庸疏》。乾隆皇帝虽然生气，但也只是下令把书版销毁，还特意在诏命中说谢济世“识见迂左则有之，至居官，朕可保其无他也。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湖广总督回复说他遵行皇帝旨意，只烧毁了谢的书版，并未打击谢济世。乾隆满意地批复说：“所办甚妥，止可如此而已。”从“止可如此而已”来看，乾隆非常明白处理此类文字狱的界限，对异端思想可以进行必要的压制，但不会超出正常人情道理之外。
正因为统治者的心态如此难得的正常，乾隆初年是清代为数不多的文化宽松时期。那些已经放下笔的文人学士们如沐春风，又开始吟诗弄月，评古论今，一时间大清文艺界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的繁荣之貌。
可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的乾隆，是中国历史上对读书人最理解包容的统治者之一。但是从乾隆十六年起，皇帝心态骤变。
对于那些荒唐的文字狱，乾隆皇帝的处理方式似乎只能用“丧心病狂”四个字来形容。一个性格理智坚毅，处事精明细致，智商、情商都很高的人，怎么会做出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来呢?
五
乾隆十六年七月初二日，云贵总督硕色向皇帝秘报说，他在贵州安顺府普定县民间偶然发现了一件广为传抄的“奏稿”，托名为本朝以敢言闻名的大臣孙嘉淦所做，其内容是攻击当今皇上失德，犯有“五不解、十大过”。
这“五不解、十大过”的具体文字已经无存，根据现存资料推测，一是说乾隆南巡浪费民脂民膏，二是指责他因金川之役滥杀官员，此外还尽可能夸大其辞地渲染皇帝日常生活的荒淫无度，最后甚至对清王朝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
我们可以想象乾隆在读到这个报告时的心情，这对他无疑是当头一棒。
即位之初，乾隆一心一意想做一个明君——开明、克己、仁慈、正大光明、爱民如子。
父亲雍正是他的前车之鉴。他亲眼看着父亲为了治理天下、饱暖黎民而绞尽脑汁，然而普天下并没有多少人称颂父亲的好处，相反，从文人学士到乡野农夫，腾于众口的居然全是关于父亲的种种谣言。
乾隆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被舆论如此苛待，主要是因为他过于明察，许多政策风霜严肃、伤人太多。于是他希望能像祖父康熙那样，以一个宽大仁厚的形象永垂史册。
应该说乾隆十六年以前，乾隆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16年间，他减轻刑罚、普免税粮、平反冤狱、恩待群臣，像太阳一样源源不断地释放自己对臣民的善意和关怀。他所听到的也几乎都是臣民们的感激歌颂之辞，所谓“万民欢悦、颂声如雷，吴中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伪孙嘉淦奏稿案”的出现完全出乎他的预料。
乾隆立命硕色追查此稿的来源，一查之下，结果更令他震惊。
硕色最初汇报此案时，乾隆以为这不过是少数几个人所传，很快就能查明来源并且销毁，把这件事的不良影响消弥于局部。不料，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