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上）
作者：张宏杰
这样一份明显荒诞无稽、对皇帝大肆污蔑的伪稿，居然引起全国民众如此巨大的兴趣，而他即位以来施行的无数善政却被人们抛诸脑后，乾隆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沦为父亲同一下场的危险!他感到无比的冤枉、愤怒和委屈!于是此后的两年间，他的全部注意重心都放到了“伪稿案”上，像疯了一样日夜关注此案，发布了无数谕旨，命令各地官员穷追不合，务必要查出幕后真凶，千刀万剐，以解此恨。
此令一下全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然而，追查了一年多，网越撒越大，牵涉的人越来越多，案情却仍然是一团乱麻，了无头绪。眼看着这样查下去，除了把伪稿内容更广泛传播之外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乾隆只好匆匆结案，把两名传抄过这份伪稿的低层武官定为主谋，杀掉了事。
这一事件给了乾隆极为严重的心理刺激。不想就在“伪稿案”还没有平息之时，又发生了一起“马朝柱反清案”。
乾隆十七年四月十八日，两江总督尹继善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在追查“伪稿案”时，在湖北东北部的大别山区发现了一起聚众谋反事件。有个叫马朝柱的人自称有法术，在深山中以烧炭为名，纠集众人，意图不法。他还刻了一个大印，内有“统掌山河，普安社稷，即受天命，福禄永昌”的字样，不轨之心昭然可见。
整个心思都沉浸在“伪稿案”中的皇帝第一反应是怀疑马朝柱就是制造伪稿之人，但审讯之下，发现马朝柱与“伪稿案”无关，但此人的威胁不在“伪稿案”之下。
马朝柱不仅鼓吹法术，发展了大批信徒，还在各地“散札招军、囤粮制械”，操练刀枪，并且已经派员联络安徽霍山、太湖、桐城、亳州(今亳州)，河南商城、开封、南阳、四川蛾眉山等地的信徒，互为呼应，并设立四将军职位，分统各部，约期举义。地方官率兵入山搜捕时，查抄出军械三百余件，硝磺(制造火药的原料)数百斤；捕获起义骨干共二百余人。
“马朝柱案”使乾隆十分震惊——如果不是因为追查“伪稿案”，一两年后一场规模巨大、席卷数省的反清起义就要掀起!思索至此，乾隆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信心又一次遭到重击——原来自己治下的江山，远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么四海升平!
六
对于“伪稿案”和“马朝柱案”，乾隆百思不得其解。回想自己即位以来对黎民百姓一直全力施恩，并无失德之处，他说：“临御以来，爱民之心常如一日，遇有灾浸，不下数百万帑金多方赈恤。至于蠲贷展缓者，更难数计。正供而外，并无私粟加征，又非若前朝纵容贪残之吏剥民脂膏也。即间或有不肖官员，略有派累百姓之事，无不立以重典，此实从来未有。”并认为：“人民当感戴国家修养生息之恩，共安乐利，实不解此等乱民，因何丧胆昧良，甘蹈法网?”(《清实录》)
现实政治使乾隆头脑中以儒治国的理想主义彻底破灭了。如果说乾隆十三年的政治风暴是他对官员们积累多年的失望的一次大爆发，那么“伪稿案”和“马朝柱案”则使皇帝的失望扩展到了底层百姓。
乾隆曾以为只要以仁慈之心对待臣民，就不会像父亲那样在身后落得恶名。但“伪稿案”的出现打破了他的这个幻想。他开始认定愚民们只记得住鞭子带来的痛苦，而记不住主上的仁慈。
乾隆此前以为，只要全力关注民生，不使黎民流离失所，就不存在农民造反的威胁。但“马朝柱案”让他认定，心存不轨的刁民任何时候都会存在，不论吃不吃得饱，总有人痴迷于皇帝梦而无法自拔。
因此，乾隆越来越痴迷于阅读《韩非子》。韩非子明确指出人世间一切关系都是虎狼型的利欲关系，“人之急利，甚也”，人人心中充满了“自为心”和“自利之心”。君主要控制臣民，不能全凭用道德教化，更无须“养恩爱之心”，而是应该手握“法”、“术”、“势”三种缰绳和鞭子，通过严刑峻法来强化权力的威慑力量，使臣民不敢乱说乱动。(《心度》：“刑胜而民静，赏繁而奸生。故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赏繁，乱之本也。”)
屡受现实政治打击的乾隆皇帝渐渐完成了“由儒入法”的统治思想转变。
乾隆十五年，乾隆反省自己执政以来的经历说：“当御极之初，如从宽好名之习，不能去诸怀……(而如今)阅事既多，深知为治必出于大公至正，斯久而无弊。”他终于理解了父亲当初为什么那样严猛苛刻。
步入中年的乾隆确定了他的统治策略，就是综合使用“宽”、“严”两手策略：对于民生，他一如既往地关注，遇到灾荒仍全力救助，不遗余力，但对于那些“违法乱纪”现象，他不再宽容，不但不宽容，反而常常轻罪重治，以儆其余。
对此，历史学家孔飞力评价说：“他(乾隆)在宽容和严厉这两极之间来回摆动，因此，他的‘中庸之道’并不是一种常态，而只是一种均衡。”
七
随着时间的推移，乾隆的严厉越来越朝严酷苛刻的方向发展。他动不动就斥责官员们“妇人之仁”，强调“水弱易玩”，无论是语言风格、思想方式还是在实践中，他的严猛程度甚至超过了雍正。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越来越觉得屁股底下的宝座不稳。
“马朝柱案”侦破后不久，乾隆十七年十月，江西又查获了“何亚四谋反案”，紧接着十八年正月，福建又爆发了“蔡荣祖谋反案”。虽然两起案件都及时被侦破，但习惯于危机思维的皇帝却再也不能安枕，如何防范农民起义开始成为他政治思维的新重心。
确实如乾隆自己所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视民生的皇帝，但是乾隆中期的社会问题却已经不是几条民生措施所能解决的了。当时，中国社会最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口压力，而乾隆统治的50年间人口翻了一倍。虽然当时土地开垦数及亩产都有所增加，但人均粮食占有量较明代相比都大幅度下降，人多地少、贫富不均等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地浮现出来，社会动荡逐渐加剧。
此外，民间宗教和结社活动也大兴起来。据《清代八卦教》一书统计，乾隆二十年以前的史料仅记载了16宗秘密宗教与结社的活动，而乾隆二十年以后则多达199种，可谓五花八门，名目之多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朝代。
底层社会的风声鹤唳让乾隆不能安枕·各省关于民间宗教案的汇报不断传来，更让皇帝头痛不已。
因此，进入中期之后的乾隆对社会的控制越来越高压化。对于民众闹事，乾隆定下了把一切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之中的对策。在乾隆看来，“涓涓不绝，将成江河，萌茅不剪，将寻斧柯”。为了防微杜渐，他必须在“群情汹涌之初”，“擒首恶以儆余凶”。
乾隆对民间宗教和结社的打击更是不遗余力，“左道惑人，最为风俗人心之害，必当严绝根株”(《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乾隆十三年，他又下令说：“务须加意查办，杜绝根株。嗣后凡有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