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上）
作者：张宏杰
他们的敛钱名目繁多，手段多样，不仅收徒弟、作会、封某人的教职、教主过生日要敛钱，还“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来敛钱，如根基钱、扎根钱、跟账钱、种福钱、四季钱、香火钱、进身孝敬钱等，不一而足。
由于创立了世袭家长制的继承方式，把宗教当成了家族事业，所以这一教派成了刘家兴旺发达的基础。经过刘佐臣、刘儒汉父子两代惨淡经营，刘家获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充当“邪教”教首，于是在康熙四十五年花了4600余两白银捐了个知县，“旋由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直到康熙五十八年被“参回原籍”，他做了十几年的地方官。
从康熙初年到乾隆三十几年，八卦教存在了一百多年，刘家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五代，教徒众多，组织严密，已“蔓延数省”，“从其教者动辄千百人”，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地下秘密宗教王国，教内组织盘根错节，已成不可解之势。所庆幸的是，还没有等到他们真正有所动作，就被“英明”的皇帝通过“文字大网”网了出来。
乾隆侦破此案，对刘家进行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27个，共计白银12427两，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
乾隆如梳如篦的文字密网终于功效大显，这件事也更鼓励皇帝对这类文字之狱不能放过。
十
历代民间宗教教首中，有不少人通过装神弄鬼的方式来宣扬自己的神异，以获众人拥戴，其中也有一些教首本身是癔症患者，通过民间巫术来吸引信众。
基于对历代农民起义的研究以及精细求全的个性，乾隆对那些“疯人造反案”一律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疯。即使审讯证明确实是疯子，他也认为这样的人留在地方是不稳定因素，保不定什么时候会为心怀不轨者所用。
乾隆为了给自己的残忍找借口，还解释自己的动机说：“此为疯人之言。然此等无知妄作，病废之时尚复如此作为，其平昔之不安分，作奸犯科，已可概知，岂可复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这也是他处理丁文彬案时的基本心理背景。
乾隆三十六年，寓居湖北的流亡文人刘三元自称汉朝后裔，“要天下官员扶持”，并将这些话写在纸上，后被官府查获。据其亲属和乡邻招供，刘三元一向患疯病。经过反复研讯，湖北巡抚宋邦绥等虽认为“其疯癫似非尽由捏饰”，但“恭逢圣世，胆敢假借梦语，肆行狂吠。不法已极”，奏请凌迟处死，奉旨准行。
同年八月，又有疯人王宗训以书写“我有天神扶助”，“可为天下之主”等逆词而被盘获。经查王宗训已有8年的精神病史，但承审官广西巡抚冯钤等仍以其胆敢妄造逆词，不法已极，奏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亲属缘坐。
以上诸案，经过审实与宗教和起义无关，但乾隆仍然不放过。对乾隆来说，这是一种低成本、省事而高效的处理方法，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个别心怀不轨者装疯卖傻逃过法网，同时还可以制造恐怖，恫吓百姓，使那些正常人越发不敢犯法。
在血淋淋的文字狱背后，反映的是乾隆皇帝对社会大动荡的恐惧心理和过度防范心态。面对人口压力导致的诸种社会问题，他偏执地选择了高压控制这一对策，并认为只要把这些犯上作乱的“苗头”一一消灭于萌芽之中，大清王朝就会长治久安，太平万年。而事实证明，高压政策可以压制一时的矛盾，却不能消灭矛盾产生的根源。越高压，社会底层酝酿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烈，反抗的怒火必然会在最薄弱的环节喷薄欲出。
因此，虽然乾隆皇帝对农民起义规律的认识颇为深刻，防范的手段也确实老辣阴狠，然而这并不能阻止清代后期风起云涌的一次次大起义，甚至就在他前所未有地打击民间宗教的过程中，白莲教起义的怒潮就差一点掀翻了他的统治。而在他故去50余年后，正是4次科举没能考上秀才的“失意文人”洪秀全，利用“上帝教”起事，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大清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