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9期
乾隆为什么要大兴文字狱（上）
作者：张宏杰
乾隆朝以前，清代统治者对于民间宗教和帮会首领也采取严厉打击政策，不过仅限于处以监禁之刑，乾隆一改前例，查出即处死，其中最为残酷的是乾隆四十年处理河南“混元教”。
混元教教主攀明德不过是以气功巫术治病，并无任何谋反迹象，信教者也不过是为了可以治病，死后不落地狱，“世世转生好人”。但乾隆却严令“实力穷究，务绝根株”，唯恐“翦除不净，再留一孽”，因此教主被凌迟；其兄弟子侄均被斩决，骨干教徒都被正法；一般教徒或处斩监候，或被发配为奴，或者充军，或者徒三年，或者枷号杖责。乾隆还明确规定：“以上各犯均系邪教重情，其中虽有年逾七十及八十之人，俱不准折赎免议。”
八
表面上看，此时的文字狱多数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如果把这些文字狱放到一起进行分析，背后的脉络隐然可见。
乾隆朝文字狱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打击重心在社会底层。
中国历代文字狱都以士大夫阶层为打击对象。据郭成康、林铁钧之《清代文字狱》一书统计，康熙、雍正两朝文字狱大约30起，其中涉及官绅、名士者至少20起，占全部案件的三分之二；而乾隆年间触犯文网者，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及稍解文义的平民。在约130起的文字狱中，低级知识分子也就是童生、秀才、监生、武童生等占近40起，平民50多起，二者合计占总数的72％。
这个统计数字，分明体现了乾隆对社会动荡和农民起义的过度防范心理。这一现象是乾隆以前，任何一个朝代的文字狱所从未发生过的，从而也打破了士大大阶层“垄断”文字狱“专利”的局面。
而这些乡野小民、精神病患者和小知识分子之所以身陷文字狱，大抵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人不安分，“出位妄言”，妄议国家大政；二是涉嫌传播有民间宗教内容的“邪书”、“图谱”，被怀疑有秘密传教和结社的背景；三是自称“托梦”、“天命”、“下凡”等，举止荒唐，“妖言惑众”。
乾隆对历朝农民起义的规律深有研究，总结后他得出一个结论：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是“失意文人”。而他对“失意文人”的注意是从“伪稿案”开始的。
从大臣的汇报来看，伪稿文字水平不高，应该是出自进学不成的底层文人之手，所以在追查此案时，乾隆怀疑的重点就是基层官员和不得志的文人。
乾隆三十一年，全国范围内发生了另一起莫名其妙的大案“割辫案”。乾隆提醒地方官员，追查案源时最可注意的是“士子内屡试不第自负才高学广而不得志者”。他认为，读书人大多功名心极盛，一旦科举不顺，腾达无望，便会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们最容易起不轨之心，而这些人又粗识文字、头脑灵活，因此是大清王朝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之一。事实上，在乾隆朝前期几起起义中，失意文人的身影不时隐现其间。乾隆蓄意痛惩这些满怀好心的献策献词者，无疑是为了“以昭炯戒”，杀一儆百，消灭他们的不安分之心。
乾隆是一个最重视纲纪的人。他认为历代败亡皆因“纪纲不振”，而纪纲者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下不可以凌上，任何人不得有非分之想。果亲王弘瞻因为在向皇太后请安之时，不小心坐在了皇帝平时请安之时常坐的地方，就被乾隆认为是越轨，兼以他“素不安分”，遂革去他的王爵，降为贝勒。
乾隆治国的理想是“总一海内，整齐万民”，使全国人民都生活在高度纪律化之下。他认为政治是肉食者谋的事，作为民间知识分子，他们唯一的进身途径就是老老实实读书进学，此外任何一种钻营都是不正当的。
因此，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其一条生路，而对“妄议国政”、事干政治者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地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九
乾隆朝的其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从汉代之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如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五斗米教”聚敛人心，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元末彭莹玉以“白莲教”为旗帜起兵，而“马朝柱案”也具备民间秘密结杜的特征(一是所谓的“妖言惑众”；二是以前朝来号召群众；三是秘密结社)。
民间宗教中往往有对未来吉凶的预言，以劝诱民众人教避灾。对于这样的文字，乾隆十分警惕，从不放过。
乾隆二十二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一本，名叫“古圣遗书”。书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但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非寻常功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九月，山西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一块石碑上的文字，内容预测说将有刀兵临世。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遣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历朝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可以说，乾隆朝此类“文字狱”大多是小题大做、杯弓蛇影，但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的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宗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山东小长治村人李盂炳等人携带“邪书”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河南巡抚将“经书”上呈御览后，地方大吏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地发现了问题，说：“逆书中有‘平明不出周刘户，进在戊辰己已年’之句。朕阅‘平明’之‘明’左旁日字有补改痕迹、细查笔法，系‘胡’字迁就改易而成，其为大逆显然。”
后来地方官员又查获其他经书，证明乾隆的推测正确，原文确是“胡”字，也就是说这些字句中确实含有反清思想。
这坚定了乾隆把此案追查到底的决心，严查之下，终于揭开了八卦教的神秘面纱。
原来，早在康熙初年，一个叫刘佐臣的人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而他被教徒尊为“太阳神”，号“圣帝老爷”。
这个宗教的特点是“儒教专制化”，教内强调分尊卑、明长幼，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要求他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札勿动”，愚忠于教首。
这个教派最引人注目之处是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教主之下，设8个卦长，每个卦长之下设6个爻长，再下是真人、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职。各地卦长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费用，并将所敛钱财送到山东刘家。谁收的徒多、敛的钱多，封的教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