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戊戌年之后，康有为对外宣传慈禧为最大的反动派，并将自己打扮成光绪皇帝最忠心的臣子，《门灾警告折》这样的奏疏是他当时所讳言的，故而此折并未收入他的《自编年谱》。而在谈及屠仁守的革职时，康有为也顾左右而言他，绝口不谈对慈禧的不得体的讨好。
从屠仁守的命运里也可以看出，尽管康有为曾不厌其烦地在其著作里大谈特谈圣人、君王的“权”、“势”以及“心术”，但他实在不是一个高明的政治玩家。屠仁守的热情与缺乏世故使他成了康有为首次政治高峰体验的牺牲品。
屠仁守罢官之后，康有为也没有了继续滞留在京的理由——失去了屠仁守，再没有人能够将他的话转达到朝堂之上，但也许还有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害怕受到牵连。1889年9月，在北京呆了近一年半，一事无成的康有为颓然选择了离开。临别九五之城，满怀愤懑的康有为写下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出都诗》：“落魄空为梁甫吟，英雄穷暮感黄金。长安乞食谁人识，只需朱公知季心。海水夜啸黑风猎，杜鹃啼血秋山裂。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沈沈叫不得。”
但纵观康有为这次入京的前前后后，平心而论，他的屡遭挫折，无关他人，全在于他自身的青涩。
二、从圣人到教父
1.监生办学
1889年12月，康有为返回广州。早在离京之前，他就在给好友沈曾植的书信中谈到了以后的打算：“我无土地，无人民，无统绪，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其托于教乎?”怀着这种教育人才的念头，康有为首先前往杭州投奔同乡、浙江学政潘衍桐，想在其幕府里谋个差事，但却未能成事。究其原因，实在和康有为个人的学历有关。他当时连秀才都未考中，不过是一个花钱捐的监生，虽然自觉学术大成，衍然成“圣”，但身在官场的潘衍桐显然不太可能让一个监生在自己的幕府里任职。因此，康有为不得不选择回乡自立门户。
以监生的身份谋职已然如此艰难，自立门户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但康有为的长处也在于绝对的自信和敢做敢干。对康有为的开馆授徒，吴敬轩在《康圣人的故事》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
“圣人初居广州，只是一个监生，名不出里巷。一日忽发奇想，贴广告‘教馆’，见者嗤之以鼻，有人以淡墨书其旁日：‘监生亦居然出而教馆乎?’悬贴半月，不见一个学生光顾，圣人虽气，亦无之如何。”
当时开馆授徒者多是进士、翰林或者学术名家，至少也是个举人。康有为的广告遭到冷遇，也是情理中事。
转机的出现实属巧合。当时走红的教馆先生石星巢正在广州五大书院之一的学海堂任教，一日有事外出，遂请康有为代课一时。康有为正愁无处表现，得此良机，遂在学海堂的讲台上“逞其海涵地负之才，悬河不竭之口，旁征博引，独出新解”。康有为所讲的内容，真是闻所未闻。一堂课讲下来，学海堂的学子们都惊愕莫名。
第一个前来拜见康有为的是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他成名甚早，18岁即著有《广经传释词》一书，匡正前辈大家的谬失，声誉颇隆。他折服于康氏的学识，又引介了同门师弟梁启超来见。梁启超素有神童之名，少年得志，尤其精通当时流行的训诂辞章之学，17岁即已中举。
梁启超没有把潦倒科场多年的康有为放在眼里，之所以前往拜见，多半是出于对学长陈千秋的尊重和信任。然而，令梁启超始料未及的是：初次见面，康有为即“以大海湖音，作狮子吼”将梁启超引以为傲的传统旧学一律斥为无用，并逐一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彻底否决了梁此前的一切修炼成果。梁启超后来回忆自己当日拜门时的感受说：“自辰时入室相见，一直到戌时才退出来。老师独特的思想犹如冷水浇背，当头棒喝，使我一时间丧失了所有的学术依靠和自信，惘惘然不知该做些什么。”
康有为用以当头棒喝梁启超的学术，当是他当时尚为定稿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中的基本思想。这两本书与其说是学术著作，倒不如说是政治著作更为恰当些。就学术而言，《新学伪经考》存在着严重的牵强附会的硬伤，这样的思想能够令梁启超犹如醍醐灌顶，尽弃旧说而皈依门下，虽有些突兀，但却和梁启超的个人性格有关。梁启超一生为学，始终有着喜新厌旧的毛病，这使他接受新思想、与时俱进极为容易，也被时人批评为博而不精，缺少坚持；且梁氏当日年方19岁，年轻浮躁，又正值反叛欲最强的青春期，对康有为五体投地也不足为怪。
少年得志的年轻举人梁启超拜潦倒场屋的老监生康有为为师在广州确实产生了不小的震撼效果。康有为的声名鹊起，开馆之事也渐有眉目。1891年，在陈、梁二人的帮助下，康有为终于在广州长兴里开设讲堂，名曰“万木草堂”。
2.康教父
与其说万木草堂是一所学校，毋宁说它更像一个社团。康有为一向喜欢自我标榜门户：“别人叫我们为‘康党’，我们也居之不疑。”而最能体现其社团性质的，则莫过于草堂弟子有着统一的制服——穿蓝夏布长衫，散开裤脚是康门弟子的寻常装束。这样打扮外出，俗人一眼就知道他是康门弟子。
草堂的团结，得力于康有为对入门弟子的严格筛选。学生来投，他总是先搬出那一套新学伪经、孔子改制的理论对其进行说教，学生如能接受，即收入门墙；如不能接受，便请引退。如此，最终列入门墙者自然都成了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上的死党。
“康党”的出现对康有为一生的政治生涯意义重大，他日后的种种作为都得益于这支子弟兵为他冲锋陷阵。也正因为如此，康有为也很注意划清同门、不同门之间的界限。庚子事变时，梁启超为了“勤王”之事曾要求打破康党同门的藩篱，但遭到了康有为的严厉申斥。
若论学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孔子改制实在不值一提(政治影响则另当别论)，这也正是康门弟子众多，但堪称学术大家者却仅梁启超一人的原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梁启超后来自称：“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他的背离同样反证了康有为的学术并不纯粹与高明。
康门弟子的不学无术，在1897年的时务报馆之争中体现充分。该年春，章太炎应邀入时务报馆，但因学术见解不同，不满三月即被馆中的康门弟子施以老拳，排挤出局。太炎先生自述说：“康党诸位大贤，将康有为当作教皇，又视之为南海圣人，还说不过数年，就会有符命到来……”康门弟子的狂妄可见一斑。对此，章氏私下里颇为不满地曾将康有为贬为“教匪”。
这些私议传到了康党门人耳中后，“康党群集，攘臂大哄”，康门弟子梁作霖鼓动众人说：“当年在广东，有个孝廉讥讽康老师，被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揍了一顿。今日再去揍章太炎他们一顿，才足以证明我们坚定信奉老师的学说。”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太炎只得与弟子速归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