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康有为认为，“复原孔教”才是与他头上璀璨的天命光环相匹配的值得奋斗的事业。
廖平的论文给了康有为一个将儒、佛、基督三者结合起来的“契机”，他日夜穷思，终于悟出“非常异义”，明白原来孔子才是“创教之圣”。孔教的“原教旨”则包括了“立人伦(平等)、创井田(富民均产)、发三统(变法)、明文质(进化)、道尧舜(民主)、演阴阳(大同)”。从注释中可以看出，在康有为的奇思妙想里，孔子的每一项学说，其实都有当时的西方文明相对应着。据此，他慨然长叹：“外国全用孔子制!”
“真理”既然已经获得阐明，接下来要做的自然是维护和推广。康有为一方面不断著述立论，继续完善“复原孔教”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则通过万木草堂大力宣传教义，培养传教骨干。他不止一次地教导弟子们：“第一，要知孔子为万世大教主；第二，要知孔子弟子传教之难。”他还常常拿耶龢之后十三代弟子皆死于传教的事例激励他们，以培养弟子们为了传教不惜牺牲的勇猛精神。万木草堂的社团性质，此时更侧重于宗教团体的色彩。
康有为是一个心志极高的人，仅仅传教于中国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海外传教始终被他列于日程表的前排。但自从顿悟了孔子和儒学的“真谛”，之前的殖民巴西的计划就始终在康有为的脑海里萦绕不去，以至于戊戌期间他屡次提及此事。据此也可以看出他性格缺陷中的重要一面：少实干而多空谈。
康有为曾在《万木草堂讲义》中对他的弟子们预言：“孔子的全世界大一统之治、大同之世，二三百年之后必行天下，未来的世界必然是‘用夏变夷’的时代、孔教的时代。”这深深地吸引和打动了他那些年轻而不免浮躁少学的弟子们，但最后还是引起了弟子们的怀疑。
甲午之后，康有为和弟子们四处奔波，却又屡屡碰壁时，梁启超即有这样的想法：“我辈以教为主，国之存亡于教有无，或一切不问，专以讲学授徒为事，俟吾党俱有成就之后，乃始出而传教，是亦一道也……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梁启超这段“护教、护众生而非护一国”的见解其实也正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初设“孔教”时向弟子们灌输过的见解，但梁启超当日显然并不完全了解他的这位老师。康氏虽然大声疾呼“复原孔教”，但他本人却始终不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分子，宗教在他手里和学术一样，都只是一种政治工具。康有为自然不会听从梁启超的劝说，做一名与世隔绝，“但率数弟子以著书为事”的长者。
5.拾人余唾
康有为借宗教之名而行政治之实这一点，当日许多旁观者都看得很清楚。“守旧派”曾廉在给皇帝的奏章里即讽刺康有为借孔教主张西方民权平等之说，其真实用意在于：“将以孔子为摩西，而己为耶龢，大有教皇中国之意，而特假孔子大圣，借宾定主以求风示天下。”即便是“维新派”内部，对康有为别出心裁的“复原孔教”也多持反对意见。严复即认为孔教不可保，也不必保。黄遵宪则道出了对康有为“复教”、“保教”的另一重担忧：世界各教本质上其实并无不同，但康有为的“保教”之论却极易启发仇视洋教之心，酿成教案；更重要的是，还可能引发历史的倒退。
黄遵宪久历西学，就对西方的了解而言较之一知半解的康有为不知高出多少个档次。他当然明白，近代西方国家之所以强盛，根源在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上的先进，与宗教没什么关系。所以他对康“复原孔教”的批评也是极为严厉的：“尊崇宗教的思想，在西方早已成了糟粕，今日欧洲像德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对教权侵犯政权的行为，都极力压制。”
随着学问的加深和见识的日广，梁启超也渐渐觉得康有为此前所灌输给自己的这一套理论实乃拾人余唾。
6.伪学说
梁启超对康有为曾有过一番评价：“康有为著书，往往不惜抹煞证据，或者曲解证据……康有为的为人，万事都放任主观臆断，自信力极强，以至于对于许多客观事实，或者蔑视不见，或者坚持强迫我接受。”
梁启超是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中抱着极为严肃和严谨的态度说这番话的，正因为严谨和客观，所以梁启超才在文字里直呼康有为的名字而非恩师或先生。他虽曾将恩师的《新学伪经考》赞为当时思想界的飓风，但晚年的这段话却显然更能代表他的真实想法。
在《南海康先生传》里，梁启超再次表达了对康有为类似的看法：“先生是最富有自信力的人，他所坚持的主义，无论任何人都不能摇动。在学术上是这样，做事情也是这样，从来不肯为了做事而让自己的主义有所迁就，但却每每曲解事实来迁就他的主义……所以批评先生的人，总是说他武断、执拗、专制。”
梁启超是个厚道人，他没有道破康有为执拗于自己牵强附会的“伪学说”的真实原因。
1895年，康有为到南京谒见张之洞，张之洞表示，如果他能够放弃那套东拼西凑起来的“孔子改制学说”就答应供养他。康有为回答说，“孔子改制说”是天下大道，他绝对不会为了一个总督的供养而放弃自己的学说。
其实张之洞是自讨没趣，康有为如果放弃了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就像穿着新衣的皇帝连那件虚无的新衣也被脱掉了一样赤裸裸的。学术虽伪，但既是康党教义，又是一介布衣康有为当年唯一的政治财富，是能够证明他圣人身份的唯一伪证。
他如何可能放弃，又怎么能够不坚持!
康有为非但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更不是一个成熟的政客。他写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构筑“复原孔教”的理论体系，这一切本来正是为了实现他个人“圣人可期”、“天下可为”的政治夙愿，这些理论最后所起到的作用却恰恰相反，这恐怕是康有为当日所始料未及的。
戊戌年的变法，并非只有康有为一人慧眼独具，变法在当日实已成必然之势，存在分歧的只是如何去变而已。康有为成为其中的风云人物，自然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但却绝非幸事，至少他此前因孔子改制而引发的学术分歧对新政的负面效应就已不可估量。
康有为学术上粗糙的作伪以及隐含着的“圣人之心”，无不成了旧党们攻击新政的口实，被他们指责为“阳尊孔子，阴祖耶龢”。最让人尴尬的是，其著作确确实实存在着这方面的倾向，因此，康有为的伪学术在“维新派”内部产生了难以弥合的分歧。身为帝师的翁同龢在读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之后即在日记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康有为的学说无疑是一个教训：一个粗糙的学者为了政治目的而撰写的粗糙的伪学术作品，最后，只能成为他粗糙的政治生涯的绊脚石。
编辑 蔡元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