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1期
疯狂的假面舞会
作者：谌旭彬
章氏学术亦提倡变法改革，与康门不妨共事，但康门弟子却自坚门户，乃至欲以拳脚相加来证明其学说，其不学无术也可知一二。虽则如此，康有为本人却对自己的草堂弟子们颇寄厚望。这可以从他为自己和所谓的“康门五哲”所取的别号中得窥一二：
康本人自号“长素”，即长于素王(素王本是人们对孔子的尊称，意即为万世定法统的无冕之王)；陈千秋号“超回”——超过颜回，梁启超号“轶赐”——“轶”即超车，“赐”为子贡的名；麦孟华号“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曹泰号“越1及”——超越孔伋(孔伋即子思，孔子之孙，孟子之师)；韩文举号“乘参”——把曾参当马骑也。
“长素”身边开始涌现“超回”、“轶赐”，标志着康有为终于从孤芳自赏的圣人进化到了供人顶礼膜拜的教父，这一转变，无疑是他政治生涯中所跨出的最重要也最坚实的一步。
3.学术剽窃
在开设草堂、培植党徒的同时，康有为的学术方向也正在发生着巨大的转折。
在第一次上书皇帝之前，康有为混同于大多数的经学研究者，虽然写出了几本著作，但并无多少石破天惊、特立独行，能够引人注目的新观点。其变化始于上书之后。
一个偶然的机会，康有为从好友沈曾植处借阅到了一本张之洞的门生——廖平的《今古学考》，此书将儒家经学区分为“周公的古文经学”和“孔子的今文经学”。康有为为学好新求异，对与众不同的新观念有很强的接受欲；同时，廖平此书与他当时已经完稿的几本著作颇有相通之处，所以康有为私下里已将廖平引为知己。
1889年冬，廖平到广州谒见张之洞，康有为得知这一消息后主动前去拜访。二人相见后，康盛赞廖的《今古学考》，大有引为知己之意，孰料廖氏此刻正值学术转变期，他告诉康有为自己已经改变了之前在《今古学考》中的观点，并出示了自己“尊今抑古”的新著草稿。康有为始而惊疑，继而写信攻讦达万余言，责备廖平借标新立异以求出名，但最终，康有为却还是接受了廖平的新论。
并不是廖平说服了康有为，康有为自负极甚，在学术方面的坚持尤其顽固，他之所以会转变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时他正为找不到一件合适的传统思想的外衣来包装自己的变法思想而苦恼不堪。随着与廖平的辩论逐渐深入，他发现廖平的学说正是“众里寻她千百度”之后，令自己惊喜莫名的灯火阑珊。
廖、康之间的这段交往，涉及到康有为一生最重要的教义性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是否受到廖平的影响，甚至涉及康有为是否剽窃廖平的《知圣篇》和《辟刘篇》的问题。对于这段公案，廖平当日一再揭露“真相”，康有为则长期保持沉默，避而不谈。
史家们在这个问题上也纠缠不休。《孔子改制考》显然和《知圣篇》深有渊源，《新学伪经考》也和《辟刘篇》脱离不了干系，这是无法回避的基本事实。问题在于：在这件事情上，康的行为究竟属于抄袭，还是借鉴?
若说他没有抄袭，正如廖平所指证的那样，《新学伪经考》一部二十余万字的学术著作，康却只用了半年的时间即已完稿，委实难以解释。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证据是：《孔子改制考》和《新学伪经考》都完全围绕着孔子进行阐述。但奇怪的是，康有为此前的所有著述之中，孔子从来都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1917年，康有为自己承认，早年为学的确曾有立足于孔子之外，自成一派教主的意图，并对孔子的著作多次进行攻击。从极端地排斥孔子，到极端地推崇孔子，他的转变未免也太过于迅速了。
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其实在康、廖二人的学术交流中也有着鲜明的反映：廖平的《今古学考》之所以获得康有为的青睐，是因为它有着“周公的古文经学”和“孔子的今文经学”之分，所以康有为将廖平引为知己；随后，康有为之所以又对学术转变后的廖平大加攻讦，也是由于廖平转而将之前所谓的“周公的古文经学”贬低为“新莽刘歆的伪作”，并对“孔子的今文经学”大加褒赞，这和康有为的思想显然南辕北辙。
从与廖平激烈争论，到自己动笔写作《新学伪经考》，中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从学术角度上来说，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不可能产生什么所谓的“学术转折”，而且考察现存史料，也绝无康有为思想发生巨大转折的蛛丝马迹。
不管专家们还会给出什么样的“合理解释”，康有为剽窃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进而敷衍出自己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已是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
对于此事，康有为自有态度，在居《康子内外篇》之首的《阖辟篇》中，他曾如此言及：“圣人治理天下，常有不能对天下人明言的苦衷……事情的起步阶段，可以冒犯积世的清议，拂逆一时的人心，蒙谤忍垢却不忍表白；等到事情渐渐成了规模，然后才从容归于中和。这种用心和手段，当时的人不能明白，后世也许也不能明白，只有那些明达博识的君子们了解。”
这段话无疑属于“夫子自道”，也恰恰正是陷入这段版权公案的康有为最真实的想法。
康有为的苦衷其实很容易理解。廖平的论文纯粹出于学术目的，而康有为却从来不是一个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他的一切学术活动的背后都有着极为现实的政治目的，这也正是其文与廖之论文之间最大的区别。在得到廖平的两篇论文之前，康有为始终无法为他的变法思想寻找到一种可靠的传统学术的载体，廖平的论文显然令他有茅塞顿开之感。廖平指责康有为抄袭，就学术而言诚然如此，但康有为的剽窃却不过是想借他那只学术的鸡，去下自己变法革新的政治蛋罢了。
康有为终生信服张居正的明言：“吾平生学在师心，不但一时之毁誉有所不顾，虽万世之是非，有所不计也。”从这就能够解释他为何自始至终对廖平的指责保持沉默了。在这件事情上，康有为从来都不觉得心虚，反而很可能还颇有一点圣人苦衷不忍表白的得意与快感。
作为康有为的高足，梁启超早已为这段公案作了一个了结：“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贯穴之著《教学通义》，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其人固不足道，然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可诬也。”梁启超对康有为学术思想流变上的清晰认识，也许正是他之后不再言及伪经、改制的重要原因之一。
4.康门教义
自京师一事无成，回归广州之后，康有为那以佛祖出世、圣人临凡、身负救世救民重任的自况自拟的心态仍然炽烈未减。1888年，他居然又产生了“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自编年谱》)的不着边际的“奇思妙想”。也正是在这种焦虑、急迫与异想天开的情绪中，廖平的两篇论文为他提供了一种将自己的变法观念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粘合剂。
一朝顿悟，豁然贯通，在开设万木草堂的最初几年里，康有为迅速地建立起了一个漏洞甚多但却已足够庞大眩目的思想体系——“复原孔教”。对此，梁启超曾将康有为生动地比喻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