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坍（下）
作者：张宏杰
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评论和珅说，在谈判中，和珅“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只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亟需的天赋——理财。
传统士大夫往往拙于理财，而和珅却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后的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而和珅却深通现金流动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
和珅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12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他还经营印铺、账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备有80辆大马车，专门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35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
可以说，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他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传统士人往往耻于谈钱，和珅却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即使是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2000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儿“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作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15000两白银，规定每月一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21450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1000两，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每月规定按7厘起利。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成为皇帝的私人助理后，和珅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内务府经常入不敷出，“进项不敷用时，缴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和珅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加派和珅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后，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砷一人把持，“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和珅的一个天才发明。
三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改称“议罪银”，所罚动辄上万。但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人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2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4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这种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3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两万两，交一万两就可以了。”
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当然就更多了。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则视该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8万两，而同样的原因，特成额交2万两就可以过关。
当然，也有很多官员感激这个制度，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砷帮忙，从中说合，议定西宁交8万两罚款了事。这8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搜刮得精光，事后西宁仍因保住了脑袋而给和珅寄信表示感谢：“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给老皇帝的钱包注入了大量现金。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13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68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3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官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3万两上下)，多则十几万两，最高一次达38万两。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儿，还警戒了不法的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不折不扣的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贪腐政治一个不变的规律是：个人从贪腐中所得的与给国家造成的损失相比，往往微不足道。同样，乾隆晚年从议罪银制度中得到的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