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19期
晚年乾隆之盛世的崩坍（下）
作者：张宏杰
所谓“吃人嘴短，拿人手短”，在享受花钱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不但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地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儿。正如尹壮图所说：“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就像对于非法经营的商户一罚了之只能促使他们扩大非法经营业务，来弥补被罚的损失一样，这一制度让官员们贪腐起来更有动力。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的搜刮。有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犯罪”来获取“议罪银”。
对于议罪银制度的弊端，几乎所有官场中人都看得清清楚楚，但是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不仅因为直言往往没有好下场，更因为乾隆晚年的官场基本腐烂透了，每个人都有可能求助于议罪银制度。
四
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二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即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乾隆晚年，约束腐败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在清代皇权极端的摧折下，特别是乾隆了人格操守，变成了彻头彻尾的奴才。他们的所作所为只有一个不变的指针，那就是现实利益，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而晚年乾隆从以前的察察为明变成了精力不济、多从宽厚，皇帝本身的物欲炽盛、带头腐败，更为贪官们树立了榜样。
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也为腐败提供了巨大空间。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发展，经济总量迅速增加，占世界第一位；人口从1亿增长到近3亿，占世界1/3；对外贸易长期出超。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而每一层官员手中掌握的经济资源、人口资源、社会资源都比康熙、雍正时大为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腐败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生长良机，在号称英明的乾隆皇帝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
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早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腐败形势呈现以下几大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腐败案件由少到多。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数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两者，到了中后期，腐败案接连暴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两、数十万两。
二是腐败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素质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腐败而败亡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腐败层层升级。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连老皇帝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腐败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而习以为常了。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规定，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不贪污，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不贪污，就没办法建功立业。因此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腐败者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共同体。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常常是一人犯案，最后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五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4万两以解燃眉之急。
谁知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后，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喜望任甘肃布政使。他以甘肃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为由，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直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亶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无数灾民，灾民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纷纷表示大清王朝好。这样的奏折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因王亶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而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274450人捐了监生，收银15094750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2915600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具体发放数目、领取人名字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直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被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更无人举报揭发。
对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造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大清王朝的反腐机制真可谓形同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