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都市个体生命精神生态的另类书

作者:周红莉




  梅劳·庞蒂在《感知的现象学》里也指出,“最洗练的品质或感觉也没有不带意义的,但是附在它们身上的那个小小的意义,不管是轻盈的快乐还是淡淡的哀愁,都是它们内在的,或者像一片热雾在它们周围颤动。”“小女人散文”对生命小情小绪的感知与书写,往往以一种生活化的意识流的方式呈现,并在怀旧中实现。张梅对生活的抒写真诚而内省,并时时渗出伤感。她认为,“‘小女人散文’其实就是一种人性化写作,女性有权利以自己的方式抒写生活。”她书写偶尔打开的衣橱,却在打开衣橱的同时打开了记忆之门,“一扇接一扇,无声地打开”,“带着某种喃喃细语,絮絮叨叨,声音由衣服的纹路和气味中渗出来,带着某种感伤。”《失忆大道》那些陈年旧事,牵扯着她的情思,“我们的生命,在旧事的袭击中,变得愈来愈轻了。”但“没有了旧事的人生又是不是虚无了一点?”(《旧事》)生命不能承受之轻的传说被她重新解读,对人生的某种期待心理决定了她对旧事的书写情绪。
  如上所言,“小女人散文”对于生活的表达是以感性的非系列化的感觉呈视于我们的,所以其述事表情的相对的不完整性是显见的,这也是它遭遇微词的重要原因。但是,放弃了完整性的生活、情感断片的表达强化,却使文本获得了相当有效的表现力。生活本身原是一组杂乱无章的被拼凑的表象,它常常以“碎片”的姿态列入被书写的范畴。瓦尔特·本雅明曾专门论说过“碎片”,他的文本特点是捕捉他的时代富于生命的片断,具有较强的思辨意识。李欧梵深受其影响,站在1930—1945年的历史之间,想到“原来被大家所忽略的建筑、舞场、咖啡馆、电影等物质化的东西其实包含了大量思想的东西”,于是便有了关于“物质生活上的都市文化和文学艺术想像中的都市模式的互动关系”的 “上海摩登”。而“小女人散文”对都市“碎片”世界的表达更多的带有亲历性经验,她们在“城市感性”中“写碎片,小的碎片,特别小的碎片”(儒勒·勒那尔语),用生活化时尚化的“家常絮语”将宏大的价值体系切割成碎片,散作一路风尘。
  时尚是现代都市的流行话语,它更多的时候属于女人,尤其是“小”女人。网络文化、吧文化(酒吧、网吧、书吧、陶吧、茶吧等)、服饰文化、娱乐文化都打着时尚的标号,作为都市文化的种种迹象而存在。“小女人散文”则是这种种文化迹象的合谋者与书写者。一方面,“她们”亲临时尚现场,衣着光鲜,勇领潮流,洋溢都市人对时尚消费、娱乐的陶醉与迷恋。另一方面,“她们”让时尚与文字发生关系——如黄爱东西,最初的身份是“娱编”,其创作题材主要是娱乐圈内的乐评文章,后集辑为《相忘于江湖》;如南妮,《新民晚报》“文学角”和“时尚·心情”版当编辑,其“影视谈”颇受人青睐,有文集为《品味时尚》;如东北石娃,《时髦表情》对都市女性服饰如数家珍。——这些时尚化的文字,“如秦淮河上的花船”,是“一种变了形的风花雪月,没有切肤之痛”(黄爱东西《前卫》),却让沉闷的生活平添了几分诗意和情趣。
  如果从女性视角对生活作散点透视,我们看到,“小女人散文”对生活的认知与表现状态纷呈。由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8月出版的“她们文学丛书”,以“都市女性散文”(即“小女人散文”)的名义将生活肢解为支离破碎缺乏关联性却时时涌动着苦难意识的具象情绪:林白在“片断离生活最近”的生命热情中,用“一个人的战争”作生命的“飞翔”状;陈染浮在生活之上,“像一个背风而立的内心盈满的荒原人”,做着“断片残简”式的自语;斯妤用“我因为什么而孤独”对生活做着梦与时间的双重冥想;除此而外,还有迟子建的“伤怀”,虹影的“异乡人”,海男的“空中花园”。这群女子,用她们偭邈的忧伤和无可凭寄的孤独蛊惑着都市人们的意识,并置换来阵阵叹息。正是这样,“小女人”精神生态在各具气质的文字世界里被演绎得仪态万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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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闲话”,精神姿态的话语方式
  
  个体言说本质上是自由的书写,它是以自由为前提并以自由为旨归的。无自由,就无个体;无个体,自由就无法抵达。值得注意的是,“小女人散文”对个体“我”之为“人”的在世状态的指认,确立了她们存在的意义。在她们的文字世界里,无一例外的指向独具生命气质的自由的“人”的在世情怀。这在某种程度上暗合了萨特的文学理念。萨特认为,自由是意识的基本属性,散文的目的是画出人的“肖像”。他一再告诫人们千万别真的去思想,“思想隐蔽了人,但是我们只对人感兴趣”。人是一切思想意识的客观载体,思想的存在与可能必须以人作为媒介,而“一个人其实就是他的生命力,也就是他的创造力”。当代中国作家和学者也是认同散文的自由态的。韩少功说:“散文像散步,是日常的,朴素的,甚至赤裸裸的。” 钱谷融先生大约也说过类似的话:散文作者直抒胸臆,自由自在地逞心而言,毫无装扮,甚至不衫不履,径直走了过来,读者一下子就看到了作者的本色本相。“小女人散文”其内质当是一种自由的精神,这是基于女性自我自觉以后的现实投影;其形态是随心所欲的自由书写,体现着“闲话”体的叙写风致。闲话,首先是精神的姿式,其次,才是书写的面目。“闲话”体是相应于主体精神姿态的一种表达姿态。
  言及闲话,我们常常会想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小品文,想起周作人、林语堂等散文作家,其“茶余酒后的闲谈”的日常语境决定了它“零零碎碎”的松散特征。我们还会想起鲁迅。鲁迅所译介的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其中关于随笔描述的一段精彩文字,几乎诱惑了现代散文一代小品文作者:“如果是冬天,便坐在暖炉旁边的安乐椅上,倘在夏天,则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将这些话照样地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这种“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闲话”的话语情境,与周作人在《雨天的书·自序一》中“同友人谈闲话”的设置极其相似。后郁达夫于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也称小品文为“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话似的体裁(Informalar Familiar essays)”。自此,确认了“闲话风”在现代散文中的主体性身份。兼包“身边琐事”或“家常体”的“闲话风”的一时风行,表征着其自由开放的文化语境的形成,是特定的主体生命对自我的心态、状态的显示。诚然,不同的历史背景“闲话风”会呈现不同的具象特征。当时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一群南国‘白领丽人’借助传媒‘环佩叮当、风姿绰约’地走进都市大众阅读的视野,这一看似轻浅浮华的文化现象,实则从一个角度告知了生活与时代的大变迁;新的经济秩序已经给个性化散文写作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空间,小品文复兴的时代真正来临。”但这个被称为“小品文复兴的时代”与30年代的还原日常语言,还原生活的原初语境倾向的闲话小品并不等同,她们对生活的截取既遵循现实生活的真实逻辑,又将文本看成一种自足的话语世界。这群“白领丽人”在都市的光与影中穿行,用弥漫着浓郁的都市气息和都市情怀对生活作“将话搭话,随机应变”的散点“闲话”,洋溢着个体生命斑斓的色彩。
  闲话风致的生成自然关联着文本所表达的内容。厨川白村曾这样概括essay的内容特征:“兴之所至,也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德吧——所谈的题目,天下国家的大事不待言,还有市井的琐事,书籍的批评,相识者的消息,以及自己的过去的追怀,想到什么就纵谈什么,而托于即兴之笔者,就是这一类文章。”“小女人散文”的题材与题旨显然并不直接关联经国之大业,它对生活感性而琐碎的闲话更多的是对都会生活的“散点透视”。她们选取生活诸多片段,用蒙太奇的切割方式来记录生活,在打牌下棋、侍花弄草、养鸡斗狗、置车买房、购装着物、揽镜化妆、枕边絮语等琐碎中轻灵而率真地“舞蹈”。李书磊说过“女性就是城市的象征”,虽流于片面,但素素、黄爱东西、黄茵这群“她们”,的确以漫不经心的姿态,独抒性灵的文字验证了它的合理性。她们分别在《新民晚报》开设“谈心”专栏、“东张西望”专栏和“咸淡人生”专栏,在“鸡零狗碎”中对物化都市、对庸常生活作真切蕴情的描摹,后有人称此类文字为“咖啡文章”、“情绪小品”。对于“小女人散文”的闲话,“ 小女人”是自觉为之的。张梅在《口水》中有“自白”:“书名叫‘口水’,大概有两层意思:一是口渴,二是说的欲望。东讲讲,西讲讲。谈吃,谈穿,谈球,谈男人女人,谈路上发生的故事。有时是在‘朗诵’。随便说说就是一篇文章。”在物质生活中很有想法,也很有女性的妩媚,说不出的诱惑。”这大概能道出“小女人散文”的某些闲话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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