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都市个体生命精神生态的另类书
作者：周红莉
在晚近15年的中国散文时空里，文化散文，作为当代人叩问历史的对话录，学者散文，作为言者识见与理趣的稿本，“小女人散文”，大约可以作为都市女性个体生命“在体”形态的写真，诸如此类的散文型态，分别以各自所特有的意义彰现自身的价值。当然，现在看来，后者的意义指数和影响力是远不能比拟于文化散文的。但是，作为情态文学的散文（不只是情态文学）和作为情绪“发生器”的“她们”，两者之间存在的某种“天然”的联系，因着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和现代都市的独特语境，使得“女人的”散文蔚然可观：“她们文学丛书”（云南文学出版社1995年8月版）、“风华正健才女书”（华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女性词典”（东方出版中心2002年2月版）、“她时代丛书”（文汇出版社2003年3月版）、“上海女作家丛书”（云南出版社2003年8月版），“女性” “都市” “散文”以各种方式链接并以各种命名——“时尚女性文学”、“都市女性散文”、“情绪散文”等等，“表演”在散文的T台。
将散文冠以“小女人”加以命名，这里包含的道理差不多是不言而喻的。但另一方面，“小女人散文”是习惯于文学宏大叙事者对新起的都市女性散文的一种歧视性命名。“小”文学，可以视为文学边缘化时代文学部分地走向了文学。“小女人散文”的写手和文本所表达的“她们”，以个人化创造作为生命的代偿行为，在触摸和感知生活的片断，诸如恋爱、婚姻、家庭、美容、时尚中闲话絮语。这种创造，游离于传统的标准甚至早已规范的道德工具之外，远离客观的冷静与理性话语，带着“三分聪颖，三分感觉，三分真情，还加上一分尚不让人生厌的虚荣心”，用灵感和狡黠编织起一个纯粹的“小女人”们的“在体”世界。在这个都市的“异类”文化群体里，对生命本真状态的深切认知是“小女人散文”存在的根基；“鸡零狗碎”，在“文明的碎片”中喃喃自语是“小女人散文”言说的方式；黄爱东西、黄茵、素素、石娃、张梅等是“小女人散文”的典范代表。“小女人散文”在文化学的意义上，至少为我们，同时也有可能为历史存活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一类都市人独特的精神生态标本。其中非常时期的非常人的非常心态，是颇具史意的。从文学的层面上而言，“小女人散文”为成长中的中国都市文学积累着经验。尽管有人声言中国文学已经进入都市文学的时代，但是，事实上文学远非都市化。“小女人散文”以都市女性的亲验性写作方式，为都市文学的生长提供了一条别样的路径。
一、女性自我与都市精神空间
“小女人散文”价值生成的前置条件或许是它为女性自我的发现和呈示提供了一种特殊的载体。基于这种载体的女性书写，并不致力于过于张扬的宏大的女权主义倡言，而是走向女性世界的本我，并且以絮语闲话的言说方式给我们展示具有更多的私人化色彩的女性生活镜像和心灵信息。从创作学方法审视，“小女人散文”所呈示的带着生命气质的“在体状态”，更注重作家的个人化写作，强调用自白而非代言的方式直面人生的种种，散发自我的生命气息。这种写作形态，无论是面向精神还是面向物质，无论是以深沉的情绪流淌还是以轻佻的姿态呈现，都无法绕过个体生命“我”的存在。个体言说或者说个体生命言说，可能是文学寻得更多终极价值的有效路径。“小女人散文”虽远没有臻及文学理想的彼岸，但它言说的指向不无意义。2002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把奖项授予了帕斯卡乐·吉纳尔，理由是帕氏重视并有效地言说个体生命。而对生命的叙事往往会存活在富有表现力的个体言说之中。由此可见，“小女人散文”在生命叙事方式这一点上所具有的价值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多数季度是非文学的，或者是政治化了的文学，政治化的、社会性的言说支撑了文学的话语空间。20世纪90年代以降，伴随着中国社会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性转型的发生，文学的个体化言说开始与社会化的公共性言说并置，由此生成的话语矛盾所产生的张力，显然地改变了汉语表达的语式。曾经被遮蔽、被边缘化的个体生命言说，升格为正式的重要的话语方式，正改变着汉语思想生成和表达的况境。我们应当将“小女人散文”置于这样的背景中加以认知和分析。
女性自我的追寻及其实现是现代社会的产物。而都市对于女性自我的发现和激扬，无疑为女性自我意识的确认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生态环境”。“五四”时期，“情绪多于文字”，用满腔柔情记录“我”对祖国、对母亲、对弱小者、对自然的爱的心绪情愫的冰心，对女性便作深情的褒扬。在《关于女人》的后记中，冰心这样表述，“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但冰心与都市却有着隔膜，她认为“纽约、康桥、芝加哥这些人烟稠密的地方，终身不去也没有什么。”（《山中杂记》七）冰心把自己关在嘈杂的都市之外，在自然与“爱的哲学”中寻觅“我”的存在。到20世纪30、40年代极具“做女人的自觉性”的张爱玲、苏青等，对都市日常生活作了参与性的具有自叙色彩的凡人书写。她们在《大众》、《古今》、《万象》、《天地》等刊物上大谈家常里短，谈“饮食男，女子之大欲存焉”一类俚俗话题。这种琐碎化的书写策略展示了女性与都市之间或明或暗的暧昧关系。及至60 、70年代的香港，晚报、副刊的大行其道，使诸如李碧华等女作家也“不务正业”地参与到报刊专栏写作中，在沸沸扬扬的“框框杂文”“晚报文体”“太太文体”等冠名中，摒弃形而上的哲学背景，演绎具体可感的都市休闲生活，制作着“‘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大众精神粮食”。①从20世纪30、40年代的解放区到70、80年代的大陆，女性自我更多地成为社会“革命化”的一种符号，甚至演绎成雄性化了的女性。女性现代自觉的整体性实现只有到了对人的全面尊重的历史新时期才成为可能或现实。现代都市可能是一个“自由港”，人的个人性在这里得到相对充分的滋育。20世纪90年代，居处中国南方、东部重要都市，感受着都市风潮的一群时尚知识女性，以黄爱东西、黄茵、张梅、石娃、素素、兰妮、莫小米等为例，面对经验高度复杂、多元的现代都市，用“诗人之眼”或“市民之眼”关照生活，将浪漫情思凝结于庸常的生活形态上，在轻描淡写中消解都市物质文明对人精神的挤压并聊以自慰。这种借助散文的形式，以副刊晚报为载体，对日常生活进行小品化建构的行文，为都市特定人群创设了一个休闲精神的空间。她们的书写，带有浓厚的“自恋”色彩（“自恋”也正是女性自我化的特征之一），将女性与都市融为一体，远离一切依旧正襟危坐于文学庙堂之上的“文以载道”或“启蒙主义”，以“小女人散文”的名义，捕捉最具有性别特征、生活气息和或许还倍受争议的生命情绪，确定“我”的存在，并由此而成为物化都市精神影像的书写者与“在体”世界最鲜活灵动的构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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