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
作者：代 迅
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中国现代文论已经完全西化，丧失了我们的民族性，结果是毫无成就可言。主要的证据是，在20世纪这样一个理论批评的世纪，中国现代文论没有提出自己的独创性观点，更没有获得西方学术界的承认，西化就是罪魁祸首，这已经形成了一个90年代以来被持续关注的学术热点——关于中国文论的“失语症”表述。
有学者认为，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中国自身理论话语的“失语”状态。各种各样的新老西方文论在中国文坛大显身手，回顾世纪，中国文论没有建立自己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没有能够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患上了严重的失语症。“我们根本没有一套自己的文论话语……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13}
持这种观点者并非个别，也并非仅仅限于中国大陆地区，这实际上已经形成一种理论思潮。季羡林先生写道：“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主宰着当今世界上的文艺理论走向，大有独领风骚之势。新异理论，日新月异，令人目眩心悸。东方学人，邯郸学步，而又步履维艰。西方文艺理论，真仿佛成了天之骄子了。”“反观我们东方国家，在文艺理论方面噤若寒蝉，在近现代没有一个人创立出什么比较有影响的文艺理论体系，王国维也许是一个例外。没有一本文艺理论传入西方，起了影响，引起轰动。在无形中形成了一股崇洋媚西的气氛”，{14}香港有学者多次斥责中国现代文论的“恶性西化”，并认为：“在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２０世纪是文艺理论风起云涌的时代，各种主张和主义，争妍斗丽，却没有一种是中国的……中华的文评家也无人争取到国际地位”。{15}
这些观点引起了国内学界的关注和争议，其原因在于这种观点本身所包含的悖论性质，一方面，这种观点带有较为强烈的民族本土文化的自恋色彩，另一方面，又把西方人对我们的评价，取代了我们的自我评价，甚至抬高到作为评价我们的唯一尺度，这是现代中国长期积累下来的弱国心态的表现。在闭关锁国时代的泛政治化色彩逐渐淡化之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我国的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另外一些东西逐渐清晰地浮出水面，我们太在意西方人对我们的看法和评价了，缺乏足够的自信。
这种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在反西方中心论的同时，直截了当地走向中国中心论。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要建设中国现代文论，当务之急是要去西方化，重新建立我们自己的民族话语，寻找中国现代文论建设的中国性，而这种独特的中国性，只存在于尚未西方化之前的中国古代文论中，只要传承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纯净传统，自然就消除了中国现代文论的混杂性而具有中国性。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古代文论所谓“诗性话语表述方式”的独特性及其在当下中国文论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在国内学界获得前所未有的空前重视，贬低中国现代文论而抬高中国古代文论，刻意突出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的所谓“异质性”，大力张扬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之处，而不是关心中国古代文论在当今文学语境中的有效性，这已经构成了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走向，这不利于中国古代文论的健康发展。
张少康先生明确提出，我们必须“以中国古代文化为母体和本根，吸取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并认为这才是“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16}在９０年代以来国内学界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思考中，有这样几点认识是有代表性的：一是在中国古代文论向现代转换的过程中，和现当代中国文论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断裂；二是中国现当代文论缺乏自己的民族特色，模仿西方；三是在本世纪世界文论格局中我国文论没有什么地位，未能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四是应当回归传统，重新接上中国古代文论的血脉。有意思的是，强烈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大多具有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的学术背景。
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表现，太在乎别人的评价和过分刻意地张扬自己的独特之处，其实都是源于同一种弱国心态，渴望得到心中隐含的“最高裁判”——西方学术界的认可，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是被迫拖入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有一种沉重的屈辱感和自卑感，已经习惯于翘首望西方。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举世瞩目，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政治大国，８０年代后迅速成为经济大国，在新世纪里将要成为文化大国的欲望也日渐强烈。但是由于中国长期累积下来的缺乏自信，需要获得别人首肯的心态，还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心态还是不容易摆正，在民族主义情绪的膨胀中，过度的自卑和过分的自傲奇怪地混合在一起，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做一个大国国民的正常心态。
三
有学者认为，全球化并不是简单的西方化或是文化一体化，相反，随着冷战格局的结束和世界向多极化发展，随着“西方中心论”的破碎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各种各样的民族化和本土化思潮勃然兴起，文化多元主义已经成为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全球文化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元文化或同质文化，更不是某种文化中心的文化，而是多元文化构成的全球文化”。{17}
90年代以来季羡林先生多次撰文，认为东方文化这一自成格局的文化价值体系，作为与西方文化并行的人类文明的两大成就之一，将在未来世纪发挥日益重要的甚至是主导的作用。季先生强调东方文化体系的独到性，强调不要用“洋玩意儿”而是用中国式的“土法”来解决自己的文艺理论问题。{1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19}
国内学界出现的这样一种学术潮流，简要地讲，就是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国内文论界的一些学者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这里存在着一系列逻辑上的问题，把民族个性等同于理论成就的创造性，把中国文论的动态发展的本土性等同于中国文论已经凝固了的古代性，把中华文化复兴等同于中华文化复古，这并不妥当，个性当然和创造性有关，但是个性并不能简单等于创造性，更不能等于成就，最富个性的东西也可能恰恰是最错误和最荒谬的东西，中国古代的女人缠足和男人蓄辫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