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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
作者：代 迅
在美学理论方面同样如此，对照克罗齐《美学导论》和王朝闻《美学概论》就会发现，克罗齐以艺术理论为中心的写法和国内通行的讲美学研究范围、美的本质、美的特征、美的形态、审美美育的通行写法，差别更为彰显。国内每次召开美学会议，必讲李泽厚的实践美学，这也是当今世界美学领域的一道独特景观。事实上，诗言志、知人论世、为情造文、不平则鸣、诗无达诂、文变染乎世情等一系列中国古代文论命题，始终贯穿于中国现代文论中，我们的文艺理论当然吸收和融会了西方文论的成就，但是简单斥为盲目尾随西方，并因此搞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其实是无的放矢。现在有些国内学者指责中国现化进程是“他者化”，其实这种说法本身，才是一种丧失自我的他者化。
归根到底，衡量一个文论话语体系的成就，衡量中国现代文论建设成就，其标准究竟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并未就此展开认真的思考和严肃的论述，也许这是一个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认真思考，但是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现代文论难以圆满解释“风骨”等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已经成为否定中国现代文论成就的一个重要口实。中国现代文论作为一个未完成的展开过程，当然并不圆满，还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展开和完善。但是，当我们对这个体系的成就加以评论时，不可不仔细考虑评价标准的合理性和系统性。
这个标准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评价体系，西方学界的评价，中国文论的民族性，可能应当包含在这个评价体系中，但不应当是最重要的标准。这个评价体系中最重要的标准，应当是看在文艺理论研究与批评实践中，我们的文艺理论是否合乎中国文艺创作实践主要是中国现代文艺创作实践的客观规律，并能有效地阐释之，而并非能否圆满地解释中国古代文论某些个别的概念范畴。按照这个标准，中国现代文论成就如何，我们现在是否需要搞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答案不言自明。真理是具体的，关于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现代性与民族性等问题的抽象思辨没有，也不可能取代这一点。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尽管重建中国文论的呼声很高，但总是雷声大，雨点小，成效无多，主要就是因为这种观点建立在这样一系列不可靠的假定前提之上。
中国现代文论的百年发展，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两化”道路，就是中国文论的西方化及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这是一个双向互动过程，也是一直不断发展和逐渐累积的事实，是未来中国文论发展不可逆转的方向。中西文论的相近之处构成了互通的基础，中西文论的相异之处则产生了互补的需要，中国文论现代化需求则是中西文论互动的强大动力。从中国文论现代化过程来看，在20世纪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是以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论为范本，到改革开放之后以现代西方文论来弥补过分苏联化之弊，是中国文论现代化过程中的又一个重大转折，中国文论的自主性地位和主体性选择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伴随着迄今为止的中国文论现代化的全部过程。同样属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美学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在中国曾经享有过的显赫声誉，和主张“不以暴力抗恶”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理论在中国的不同命运，来自英美学界的新批评因鼓吹“意图谬误”和“动情谬误”而在中国受到的冷落，就是显著的案例。
中国文论西方化和西方文论中国化，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中国作为一个第三世界的后发展国家，西方文论尽管已经被翻译成汉语进入中文世界，但是它依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外来强势话语，从理论范畴、体系架构与思维逻辑都与中国传统文论有着巨大差别，它深刻地改写了现代中国文论的基本面貌，有着明显的“化中国”的一面。同时，西方文论中国本土上所进行的跨文化实践中，不可避免地具有“中国化”的一面，经过了中国人的选择、挪移、变形和重组，直接被整合进了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与现实需要之中，成为中国文论传统自身在当下现实中延伸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论现代化的过程，看起来是采纳了西方的知识体系，但是隐藏在它身后的始终是与中国文学自身紧密关联的问题，是一种“中国中心”的问题意识与价值取向，其实质是将西方的文论知识中国化。其中包含着这样几个关键性环节，就是选择中的“文化过滤”，理解中的“文化误读”，接受中的“文化改写”。对于这样一些复杂和充满张力的重大理论问题，我们还缺乏系统的思考，也缺乏深入的研究。
现代性已经成为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在内的学界时髦话题，认为包括中国现代文论体系在内的中国现代化完全是照搬西方模式的观点近年来风行一时。乐黛云先生明确表示，很多人对此是一知半解，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受到特定历史条件和地理位置的制约，中国的现代化和以战争、殖民地的残酷榨取为代价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很不相同的，中国只能走自己的路，有着自己的特色。西方的思想文化，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其中既包括西方人，也包括非西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在欧洲是这样，在美国这个移民国家就更为明显，不同的肤色和人种满大街都是，包括华人，而且华人在美国被誉为优秀少数民族，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东方和西方截然对立，更不能以此为理由对西方的文化简单地加以否定，进而否定我们对西方的学习。乐黛云先生进一步指出，西方的东西进入中国，还有一个地方化、中国化的过程。她把这种去西方化和寻找中国性的潮流概括为“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明确指出这些提法都是很错误的和荒谬的，这样很危险，会妨碍我们以开放的大国胸襟向西方学习。{29}
有学者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点，至少就目前而言，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文世界并不熟悉，要想进入西方主流学界，没有学术水平不行，只有学术水平也是远远不够的，用中文表达，很难进入，必须要具有杰出的英语表达能力，而且不能只是在范围很小的汉学家圈子里打交道，必须进入西方白人主流学术界。{30}因此，西方学界对我们的评价，对于中国现代文论在西方的学术影响及其原因，可以作为一个参照，但是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正确认识，要冷静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要做具体分析，不可以全盘肯定之，盲目尾随之，更不能以西方的评价代替我们的自我评价，这才是我们作为一个大国所应有的正常心态。现在，“中西对话”已经成为我们一些学者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其实，学术研究的最高目的仅仅在于求实求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与西方对话的对话当然是必要的，但这只是探求真理的手段，而并非终极目的。对于我们过分在意西方评价的不自信心态，连西方学者也已经觉察，有西方学者明确表示了如下的不解和否定态度：
我不明白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非要“和西方对话”，难道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求真，而是“和西方对话”吗？{31}
西方学者以坦率的态度一语中的：从事文学研究、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和价值究竟何在，作为我国目前学界翘首企盼的西方学界是否应当成为中国文论成就的最终裁判者，一些带有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已经陷入无法摆脱的悖论，如何走出这个理论的陷阱，还值得我们深思。
李慎之先生讲过，西方有学者用统一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而不是一体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来描述全球化，在中国还没有人用这个词，他担忧如果使用这个词，会刺激世界上大量存在的民族主义分子起来反对全球化，他写道：
第三世界本来已经有学者，指责全球化就是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化了。这种思想即使在中国，市场也是不小的。
他还追溯了世界各民族的圣贤哲人都有过的世界大同的憧憬，就近代而论，康德有“世界政府”论，马克思有“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论，他指出：
全球化将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而且我们有理由乐观地期望全球化最终会给全人类带来永久的和平与无穷的福利……
和我们一些人竭力张扬文化多元化的观点不同，他还特别提出，不宜滥用文化多元化这个字眼：
如果设想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希特勒主义、斯大林主义、种族主义与原教旨主义……都应该共存共荣，这是十分荒谬的，也是绝不可能的，结果是非得打一场战争，拚个你死我活不可。{32}
张世英先生也以开阔的胸襟明确指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文化将逐步地、包括经过严酷的斗争而走向融合的大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的现实已经在为文化的融合铺垫道路。这里且不说跨文化的讨论是不同文化走向融合的必由之路，即使人们所谈论的文化冲突也应看作是文化融合的前奏……
“地球村”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显然，全球化不仅是国际间经济交往的过程，而且是文化交往的过程。前者已经是现实，后者也将随之逐步成为现实……
文化是民族的，但不应是狭隘民族主义的。{33}
李慎之先生和张世英先生的这些观点，对于我们摆脱偏下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开放和健康的心态来从事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论研究，使新世纪的中国文论获得更为充沛的活力与更为丰满的发展，是富于启迪意义的。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①{28}徐崇温《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第78页,第111页,重庆出版社2005｡
②引自乐黛云先生于2006年6月30日写给笔者的信｡
③④⑤⑥⑦⑧⑨{11}{12}宇文所安著,田晓菲译《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第350页,第341页,第345页,第345页,第346页,第346页,第351页,第341页,第341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10}这是北京大学孔庆东先生于2004年秋季在西南师范大学作关于鲁迅研究的学术报告时阐述的一个观点,讲演时笔者在座,印象颇深｡
{13}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14}曹顺庆主编《东方文论选·序》,第1-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15}黄维梁《<文心雕龙>“六观”说和文学作品的评析》,《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16}张少康《走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论以古代文论为母体建设当代文艺学》,《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
{17}张汝伦《文化视域中的全球化理论》,《复旦学报》,1996年第6期｡
{18}季羡林《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重建》,《文艺理论研究》1995年第6期｡
{19}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0}参阅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21}{25}{26}{31}李世涛主编《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第324页,第261页,第29页,第336页,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22}参阅《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12卷,第2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同时参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第6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3｡
{23}参阅Samuel P.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Summer 1993｡
{24}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27}愈吾金先生将hegemony译为“领导权”,参阅愈吾金､陈学明《外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第一章“葛兰西”中的“关于领导权理论”部分,第106-10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29}《乐黛云访谈——中国要知道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社会科学报,2006,9,28,第6版｡
{30}王宁先生于2001年春季在西南师范大学作关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讲演中阐述过这个观点｡这个观点也参阅王宁《杨周翰先生为我指明了治学的方向》,《中国比较文学》2005年第3期｡
{32}李慎之《全球化将是一个没有终结的过程》,《跨文化对话》第2辑｡
{33}张世英《文化多元化乃是顺应经济全球化的一种精神产物》,《跨文化对话》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