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
作者：代 迅
作为后发展国家，作为弱势文化，我们面临起自西方国家、波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的巨大压力与挑战，我国学界包括文学研究领域对此极为关注并产生强烈反弹。2003年克林顿总统在耶鲁大学讲演时提出：
21世纪最伟大的使命就是创造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家庭，从单纯的相互依赖转化到一体化，转化成一个能够分担责任、分享好处和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大家庭。①
这实际上是明确主张，要从经济全球化走向文化全球化，按照克林顿总统的设想，理所当然是以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主导的全球化，这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政治经济霸权主义色彩，容易引起后发展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正在迅速崛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反感。但是就文化领域而言，例如作为更高地悬浮在意识形态高空的文学艺术领域，与国家主权和经济财产仅仅归属于民族国家不同，思想文化艺术不仅属于民族国家，更是属于全人类的精神财富，因此情况就要复杂得多，仅仅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全球化主张斥为霸权主义，就未免有些简单化。
一个不容争辩的基本事实是，以电子传媒和信息化时代为标志的全球文化浪潮，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资源和思维空间，通过通讯卫星我们及时了解全球正在发生的事件，通过因特网我们快捷和廉价地获取大量信息和宝贵知识。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异域电影、音乐等媒体和出国旅游等方式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丰富了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通过这些交流途径，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在全球范围内大量传播，也以不可抵挡的势头涌入中国境内。同样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尽管是以极不对等的方式展开，但是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文化也借助同样的交流媒体逐渐走向世界，这种国际文化融合的潮流不可低估。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乐黛云先生雄心勃勃地提出，比较文学是文化交流与沟通的先锋，为了积极应对这种趋势，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大国，要组织一支年轻的比较文学精锐队伍，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中国比较文学要真正参与乃至改造世界比较文学。②
随着全球化浪潮中我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包括两岸三地在内的中国学者参与的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在欧美国家特别是在美国高校留学和执教的中国及华人学者日益增多，在各种重要的国际会议都能见到他们活跃的身影，不断阐述中国和华人学者的观点和看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这在近年来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中表现十分明显，每三年一届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于２００４年在中国香港特区举行就是一个显著案例。笔者参加了２００６年９月在美国佐治亚大学举办的美国南方比较文学学会第３２届年会，大会特设“中国视野”（Chinese Perspective）专场，这在欧洲中心论长期居于统治地位的欧美比较文学界，过去是不多见的。尽管在一个可预见的将来，汉语成为国际学术界的主要工作语言的这种可能还不大，但是中国比较文学已经不容置疑地成为世界比较文学领域一支引人注目的重要学术力量。
一些西方学者对文化全球化表示赞成和乐观态度值得我们关注。国内熟悉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教授就是如此。他在以国际电影节的评奖和张艺谋等人的影片为例，分析了全球文化运作机制以后，明确断言：“文化潮流在向全球文化方向发展”，③这是与国内一些张扬本土主义的学者截然不同的观点。宇文所安进一步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张扬的民族传统文化，其实已经沦为一种谋求获得国际大奖的商业元素，一种以异国情调为标志的边缘性空间，其目的不过是寻求商机而已，④在他看来，中国文学的民族性只不过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范畴，在中国既往的文学史中并不彰显，甚至并不存在，在未来的文学史上也将注定会消失。他以英美学者的直率风格明确表述了他的观点：“十九世纪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文化视为普遍性，而不是国家性的”，⑤他根据自己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思想与艺术世界的理解形成这样的看法：
在古代的文选和文集中，韩国、日本、越南作家的作品往往被放到最后，与女作者、道士、僧人的作品放在一起，这种安排来自儒家男性中心的意识形态，与现代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有所不同。
……
他们（中国古人——引者注）感到，一个韩国或日本或越南的知识分子，甚至一个博学的犹太人，都可能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中国农民或商人与他们更好地传统文学。⑥
宇文所安指出：
如果和古代文学批评做一个对比，我们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区别是曾经被视为普遍的文学体裁现在变成了“中国文学”。⑦
宇文所安以一个全球主义者的身份，认为近代社会以来中国文学的国有化仅仅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需要，明确断言，“在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文学与文化遗产在新的国立教育系统里被机构化、体制化，从而成为民族国家稳固的基础之一。”⑧他以中国古代“诗圣”杜甫为例作了如下乐观的论述：
在他变成一个伟大的中国诗人之前，杜甫仅仅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已。也许，再过一百年，他又会变成一个伟大的诗人。⑨
之所以作了较长篇幅的征引，是因为宇文所安所持观念，与国内学界９０年代以来高扬文学的民族性特征、欲抗衡西方文化的本土化汹涌潮流大异其趣。这些观点可能会使国内一些怀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无法赞同，甚至感到不安。但是宇文所安以杜甫为个案所做的结论，又使我们感到泛泛而论的辩驳可能会流于苍白无力。也许宇文所安是对的，也许是他才真正理解以盛唐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视四海为一家的宽广胸怀。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积贫积弱所集聚起来的屈辱感，使我国现代知识界对于这种感觉，已经是从久违到陌生乃至抵触了。
二
全球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因为传统的民族国家在许多方面已经被突破了。航空运输迅速通达世界各地，电话和因特网的普及使信息的传递和交流变得便宜和快捷，原有的民族国家的疆界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淡化，出现了地球村，英语成为国际主流语言，一些民族国家语言的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国内文学研究界甚至出现了“谁来保卫汉语”以抗击英语的呼声，{10}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文化交流的不平衡大大加剧，因特网在提供信息和注重便利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民族国家的传统边界的有效控制。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国家文化与跨国文化机构发生重叠，美国学术机构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美国高校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国际性的而不仅仅是国家的学术机构。在美国做客座教授、访问学者、出席学术会议、翻译和获奖，使各个国家和美国学术界出现一种奇特的关系，也就是，这是国际的，而不仅仅是国家的”，{11}“作为一个文化界人物，某种程度的国际名声可以保证来自美国大学的讲学邀请函，而来自哪一所大学又成了特权和荣耀的等级差别。反之，在国际（往往这个国际和美国联系在一起）获得承认，又可以在本国赢得美誉。巴黎和香港也起到了一些类似的作用”。{12}
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国际学术交流中起到的这些主导作用，对于非西方国家知识界造成强烈的冲击，也带来了某些负面影响特别是非学术的负面影响。一些非西方国家带有强烈民族主义倾向的学者可能会忽视其中的沟通和交流作用，而片面地夸大对非西方本土文化的冲击力量，感到本土文化因此岌岌可危，将来自国际学术交流、因特网等信息渠道的异域信息，视为对本土文化的巨大破坏力量，这在后发展国家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