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3期
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
作者：代 迅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情感已经超越了一切政治光谱，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今后无论走哪个方向，中国的民族主义都是西方人必须时刻警惕的大事。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在中国政治上的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以后，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中国的民族主义。{21}对于什么是民族主义，国内外学界尽管在认识上仍有分歧，但是达成大致的共识，认为这是一种对民族国家高度忠诚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人们对自己的故土、祖辈的传统，以及所在地区的权威的向往，19世纪是欧洲民族主义的形成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热情消失，但是此时亚非国家民族解放风起云涌，民族主义获得迅速发展，90年代苏联和东欧崩溃以后，这一地区涌现出来的语言、种族和宗教信仰问题，表明民族主义仍然具有强大活力。{22}
就中国而言，进入近代社会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凌辱，历史上传承已久的华夏中心论被彻底击碎，反西方话语愤懑情绪和重建华夏中心的民族情怀，犹如一条若明若暗的河流，始终在中国近现代知识界流淌，伴随着中国近年来经济的强劲增长，这条河流有迅速蔓延之势。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意识形态氛围的转变，国内的西化派全面崩溃，“国学热”的急剧升温，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行进了一百多年后，中国学界急于摆脱西方话语在中国的霸权地位，追求中国文论的本土化。
中国学界的这种要求，本身具备一定的合理因素，因为西方学者有其特殊的学术语境与问题意识，这种西方中心与中国学者以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建立在西方文学史基础上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未必完全适合于中国，中国学者应当在基于中国文学史甚至是在西方文学史研究中，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但是，国内的学术潮流并非到此为止，而是意在加入全球文化霸权的角逐之中，谋求在全球文化格局中取代西方的霸主地位，因此这里又包含着不健康的华夏中心论的文化沙文主义心态。
从国际学术氛围来看，冷战格局结束后，过去被美苏两级争霸和东西方对立的意识形态铁幕压制的民族主义倾向，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抬头，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适时抛出了文明冲突论，认为世界政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或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会发生在民族国家和不同的文明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支配全球政治，{23}全球化过程日渐加速，后殖民主义迅速升温，全球化与本土化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大理论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和信息工业的飞速发展，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现实的客观趋势，中国文论界的民族主义潮流，挟与全球化对抗的本土化趋势，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历史学家罗志田认为：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24}
民族主义“信仰的核心是本民族的优越性以及缘此而生的忠诚与热爱”，而“文化民族主义，实为民族主义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中表现。它坚信民族固有文化的优越性，认同文化传统”，{25}这里所认同的“文化传统”，实为本民族所固有的文化传统，文化民族主义的核心是主张以固有的本土文化传统为主体，发展民族新文化，怀有某种民族自恋的情结，这种情结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而逐渐增长，在“文革”时期表现为流行一时的“世界革命中心从欧洲转移到莫斯科再转移到北京”论，90年代以来表现为学界鼓吹的“西方中心破产”论和“21世纪是中国文化世纪”论。
近年来国内学界在谈到中西文化时，“异质性”概念被广泛使用，而中西文化的时代差异即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的事实有意无意地被抹杀，扬中抑西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其实“异质性”概念并没有获得严格定义，而且在中文语境中容易被理解为含有外来、相异，包括相反、隔绝、格格不入之意，这就很容易产生误导。中西文化之间，如果根本性质都不一样，那么，对西方文化只能加以拒斥，我们已经看到，这恰恰是怀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学者所得出的结论。90年代中国文论界出现的去西方化与寻找中国性理论诉求，紧密相连，殊途同归，正是带有非理性情绪的民族主义话语在中国的一道强劲光束。
值得注意的是，“从文化意义上说，民族主义现象本身具有非理性的特点。在心理层面上，民族主义情结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体验”，{26}我国学界民族主义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宣泄我们胸中郁塞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延续了中国与西方、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陈旧思维定势，把现代性与所谓“中华性”相对立，全盘否定来自西方的东西，用知识领域的权力概念彻底取代了客观真理性内容，一切都成为中西之争，也就是真理与权力之争，简单地以非中即西的民族文化身份来作为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否认每一国家或民族中均含有超越东西方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 极力贬斥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这是我国民族主义者在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彻底取消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这一点使它始终无法在逻辑上自圆其说。
四
西方主流学术界对中国文论确实不够熟悉和了解，不仅对中国现代文论是这样，即使就中国古代文论而言，尽管国内学界认为民族特色鲜明、成就卓绝并引以为自豪，但是除了少数汉学家之外，也并不为西方主流学界所熟悉和推崇。其原因大致包括：1，西方人有自己的工作语言，在国际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文至少现在还没有列入工作语言，中文著作难以进入英文世界。2，西方人有自己的学术传统，欧美文学主要是两希（古希腊和希伯来）传统，而不是中国文化传统。3，当今世界新兴的艺术潮流总是率先出现在西方，作为对新兴艺术现象总结的理论也是首先出现在西方，中国现代文论很难原创。4，文化交流日益便利，中西艺术潮流互动性越来越强，趋同点越来越多，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越来越不明显，也很难独创。
对于中国学界目前痛加抨击的“西方霸权”一语，其实在翻译上还可以再斟酌。英语词汇ｈｅｇｅｍｏｎｙ在中文里可以翻译为“领导权”和“霸权”，{27}而前一种译法为中性色彩，后一种译法带有明显贬义，这两者是大不相同的，但是国内学界偏偏风行的是后一种译法，这明确昭示了我们的情感态度。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小和田恒在2003年《朝日新闻》发表《全球化与单边主义》的文章指出，实力决定国际关系，但是要区分霸权与领导权两个概念，前者是把自己的政策和价值观强加于人来建立秩序，而后者是在得到他人的赞成和支持的基础上来建立秩序。{28}我们还必须看到这样一点，无论是叫做霸权也好，领导权也好，与是否具有真理性内容，并不构成必然的冲突，与是否具有民族性内容，也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一旦某种真理获得公认，享有霸权或领导权地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