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桃花源：抵达存在的路径
作者：陈斯拉
“我当然是理想主义者”,格非如是说｡“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自己的乌托邦冲动,当然他也必须面对严酷的日常生活”｡“中国人的‘乌托邦’情结比西方人的更为浓厚——早在春秋时期,中国人就已经有了乌托邦的想法｡什么是乌托邦呢?乌托邦并不一定要与‘科学’､‘民主’之类的宏大叙事相连,它是每个人心中的一个理想社会,是深藏于我们内心深处,由我们自主经营的一小片绿洲”｡⑧很显然,乌托邦书写呼应了格非内心关于存在的思索,或者说,乌托邦就是一种存在,一种不可能实现､却又渴望实现的存在｡
先锋浪潮过后,沉寂十年的格非在存在的思索方面似乎已经变得清晰｡以《人面桃花》的发表为标志,他开始了新的存在之旅,他更加直接地面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更加细腻地描写中国人的生存情状,以20世纪初中国革命者心中的乌托邦冲动为蓝图,在《人面桃花》中塑造了一个桃花源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让我们看到了梦想的力量,以及梦想一旦越过现实和人性的逻辑,成为一种激进的社会实践之后可能带来的灾难｡存在的希望总是和理想､梦想､乌托邦交织在一起,可存在如何才能走向真切的现实?格非的写作,为中国人在探索理想社会的道路上,留下了文学性的路标｡
二､变化中的存在追索
革命与疯癫
2004年,格非推出长篇三部曲之一《人面桃花》｡这部小说,仍然是那种令人熟悉的“关注历史的个人书写”｡他主要探讨了中国式乌托邦图景及其脆弱性,以及梦想与现实､历史与存在的隐秘关系｡他写了三部曲,分别选取中国社会的不同阶段加以表现,同时,这三部曲的小说母题带有延续性——都与他对“乌托邦”及“梦幻”的思考有关｡
《人面桃花》是以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作为书写背景,在革命历史的宏大场景中展现丰富的人性图景,探询人的生存状态｡历史,作为一种知识,既是一种告知,又是一种遮蔽｡无数的真正的历史被湮没于黑暗之中｡正如格非所说,“总还有另外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黑暗当中,我们现在需要有一种光把它照亮,让它呈现出来”｡⑨毫无疑问,《人面桃花》试图照亮的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生活的另一面,比如,积聚在每个个体心中的不同的乌托邦冲动､变动不羁的具体情境中生命存在的实在性､鲜活性｡小说在呈现人的乌托邦梦想中推动着叙事的前进,而小说潜在的叙事动力则建立起小说中乌托邦诗学｡
乌托邦的梦想潜藏于每个人的内心｡小说以“普济”和“花家舍”为叙事背景,在看似杂乱无序的时空中讲述不同层面的人的乌托邦冲动｡小说分四个章节,或隐或现地讲述了四个人追求四个梦想的故事｡但这四人都是世人眼中的“疯子”,因为“天底下的读书人,原本就是一群疯子”,他们渴望世界大同,但这个梦想却隐含着疯癫的危险｡
小说以陆侃的出走为开篇,小说第一句话是“父亲从楼上下来了”｡这个“疯子”不慌不忙地从容冷静地离开了普济,临走,给女儿秀米留下了预言般的最后一句话:“普济马上就要下雨了｡”时代确实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陆侃作为作品出现的第一个人物,格非着墨并不多,但他那追求心中世外桃源的隐士形象却跃然纸上,尽管理想并未能实现,并且“桃花源”的种种也只是借他人之口道出,但是它不失为一个坚定的开始｡
接着出现的是革命党人张季元,他及他的组织企图改变整个中国,创造一个他们理想中的社会,他们同样失败了,这也导致了张季元的死亡｡张季元及其“蜩蛄会”是极端现代理想主义的代表,主张“在未来的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也是自由的｡他想和谁成亲就和谁成亲｡只要他愿意,他甚至可以和他的亲妹妹结婚”｡{10}他们接受了现代启蒙主义的思想,试图“毕其功于一役”,一举建成一个与传统彻底决裂的理想社会｡父亲陆侃是公认的疯子,梦想着在普济造一条“风雨长廊”,以使村人免除日晒雨淋之苦;同样被村人视为疯子的表哥张季元,在日记中展现了一个完全未知､却令人疯狂向往的“大同世界”｡他们的梦想融合成秀米半生的奋斗目标｡可以说,父亲陆侃与表哥张季元在秀米的精神成长中,扮演了“引路人”的角色｡
小说细致地讲述了秀米生理和心理的成长､变化和遭遇,讲述了秀米人生的求索､变幻的生存及莫测的际遇｡小说没有刻意去渲染､铺张历史感,也没有竭力去搜寻“宏大”意义,而从历史生活中一个小人物的或微小或壮烈的际遇､存在状态表达一种历史情境､人生追求和生命存在｡可以说,秀米宿命般地被父亲人生失败的阴影遮蔽着,父亲有关“桃花源”式的理想图景､乌托邦梦想奇怪地缠绕着她｡同时,秀米对张季元的一份痴恋亦是精神的支柱｡改造现实､平等､自由､大同思想,都构成她质朴的前进动力｡应该说,秀米的革命举动无疑带有自觉的成分,即一种创造历史的乌托邦主义激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秀米本人又并非是一个自觉的革命党人｡她只是被时代的大潮､革命的巨浪裹挟进去的一个小人物｡
然而,历史正是普通人的历史,是每个人的历史｡个人才是历史的主体｡那些积聚在每一个个体心中的永恒的乌托邦冲动与欲望,构成了历史或革命最个人化､最人性化的基本动力｡
在作者刻意隐去了一段历史之后,秀米再次回到了家乡｡这是一个陌生的秀米｡她超常的冷漠,却不顾一切地投身革命及理想｡小说呈现出一个女子对理想社会的构想与实践,她以一己之力在普济这个偏远的小山村里进行尝试｡她组建“革命队伍”,她计划设置育婴室,书籍室,疗病所,养老院,甚至殡仪馆和监狱等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旦遭遇现实就被击得粉碎｡女性人生､命运与一般历史紧紧纠结在一起｡透过她的人生,我们看到了古今无数类似的桃源梦的绽放与凋落的过程｡
在众人眼中,秀米也成了“疯子”｡应该说,举凡理想主义者,其理想主义的激进与信念,偏执或冲动,都可视为具有某种程度的“疯狂”｡秀米等革命者的理想因其先知先觉而不被常人理解,这也常常是历代先行者共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无论是陆侃的现代桃花源,张季元的大同世界,还是花家舍的土匪窝,抑或是陆秀米的普济学堂,所有这些乌托邦设计都指向一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希望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一样的,不仅生活一样,连心中所想都一样,从而使每一个人都享用共同的善和幸福｡这样的设计抹杀了个体的差异性､特殊性,显然脱离了社会现实与人性实际｡因此,陆侃的“疯”和陆秀米的“疯”,其实都是“乌托邦力量导致的悲剧性狂想与现实发生‘断裂’造成的错位”｡{11}“就像爱情经常走向欲望一样,革命也常常走向它的反面,成为杀戮和灾难的缘起｡《人面桃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既然一切的灾祸､混乱都由心生,那么,救治的良方也应从心发起｡众多的革命蓝图､乌托邦实践之所以纷纷走向失败,有些甚至还酿成大祸,都因为在其中掺杂了太多个人的私心和欲望……说到底,脱离了天道人心,革命冲动和乌托邦实践距离疯狂也就一纸之隔而已”｡{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