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文学理论科学化建设几个问题
作者：张 弼
和丰富的思想感情。这种观点影响典型理论，典型只能是正面社会力量的代表。有共性而无个性。“社科”代替“人文”还造成脱离艺术思维的特点，只强调“写什么”不注重“怎么写”，搞“题材决定论”，以题材大小论英雄。作品创作主体、人物主体和接受主体都不见了。只表现“外宇宙”而不见“内宇宙”。文革中的“群众出生活，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的创作口诀就是否定艺术创作个体性的集中表现。片面地强调必然性和理性，排斥偶然性和非理性，使情节刻板单调，人物形象失去鲜活性。许多作品中的观念、意象、寓意、母题等因不合乎必然律和理性而遭到否定。脱离审美的前提，追求“立竿见影”的“实效”，使文学作品成为政治的附庸和载体。粉碎林彪“四人帮”和批判“左”的路线，文学和文学理论从“社科”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恢复了“人文”面貌，由此造成了“朦胧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和“寻根文学”等的繁荣局面。
二是人文性代替科学性。
人文科学的核心是人文精神的追求。人文精神主要指追求人生意义或价值的理性态度，即关怀个体的自我实现的自由、人与人平等、社会和谐和进步，人与自然的统一等。新时期彻底批判“左”的路线，推翻社会科学对文学的霸权以后，文学中的人文精神得以恢复。随着人道主义的复苏，人性、人情成了许多作家着力描写的热门话题，从而打开了生命意识觉醒之门，人们对生命的意识越来越自觉。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从生命意识的自觉、生命精神的呼唤，到生命本体的透视，到生命原欲的显示，构成了文学中不可小视的潮流。最初重视的是生命中的精神，就是描写人的生命本能和性，也是为了以此为焦点，光照生活中的丑恶，进行政治社会的批判，赋予生命以美的价值，体现强烈的人文精神。如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生命之欲变成了物欲和情欲，文学对生命的观照从精神呼唤到“精神逃亡”、肉欲放纵，它没有在人的价值上表现崇高的神圣，更多是在物的价值上体现出贪婪和卑俗，有些文学作品表现了人性变成兽性的过程。人文精神的失落唤起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人们自觉地认识到必须重新呼唤科学精神才能摆脱文学中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张炯认为，人文精神就是指在一定时代科学认识水平的制约下，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为了维系社会集群的更好生存与发展，由一定道德规范、伦理原则、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理想和文学艺术体现出来的关于人的文化追求。这些论述充分肯定只有在科学精神制约下才能正确弘扬人文精神。
马克思提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这样在人的问题上，马克思找到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结合点。不但正确预见了未来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趋势，二者的有机结合，同时也预见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互相制约性规律。
三、文学理论发展的自身逻辑：认识与价值的统一
事物发展都有内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影响文学理论发展的外部原因主要是社会现实和文学现实，其内部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仅就影响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加以阐述。
韦勒克认为：“文学研究这一概念已被认为是超乎个人意义的传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知识，识见和判断的体系。”又说“文学研究必须成为一个系统的知识整体，成为对结构、规范和功能的探索，它们包含了价值而且正是价值的本身”。王元骧指出，文学观念“不仅具有知识的成分，而且还必然具有价值的成分。”“知识”、“识见”和“判断”都属认识，包括对文学的本质、规律和法则、内容和形式、功能等因素的揭示。文学理论价值指由于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不同而表现对文学的见解、主张、信念、追求和选择，即通过审美手段实现对认识、政治、道德、教育诸方面功能的追求。概括来说，文学理论的知识是回答文学和文学理论“是什么”，而文学理论的价值则是回答文学和文学理论“应如何”。
文学理论发展的自身逻辑是认识和价值的对立统一。打个比方，认识可为核心和中轴，价值可为绕着旋转的齿轮，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相互制约结为一体。如果无视文学理论的认识，片面追求其价值和实用性，即所谓过分的“价值介入”，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使文学成为丧失了自性的某种观念的“载体”、“工具”和“能指”。文革前文学理论曾片面强调倾向性而忽视真实性，一味强调“写光明”、“写本质”、“歌颂大好形势”、“文革”中人为炮制的“黑八论”就是否定文艺自身的规律性，别有用心地要求文艺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在新时期里，“二为”的口号从过去的“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改变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恰恰是基于对文学自身规律的认识和不同历史时期的价值需要而进行的正确调整。另一方面，无视文学理论的价值，标榜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实现“价值中立”，片面夸张扭曲文学的某些规律，也会从另一方面危害文学的健康发展。例如片面强调文学的真实性而无视倾向性，就会走向自然主义。过分夸大主体性就会否定客体性，过分强调文学的娱乐休闲作用，就会忽视认识和教育的功能，在标榜表现“人性”、“感性”和“本色”的口号下赤裸裸地描写情欲性爱和性本能，已经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进入新时期，有的论者割裂文学与社会联系，片面强调文学的个体性。主张“个人写作”、“身体写作”、“下半身写作”、“零度写作”，名目繁多的口号只管“写什么”而不管应该“怎样写”。完全不计社会后果，等于只管开药方不计病人的死活。
认识与价值的倾斜与平衡，从平衡又走向倾斜，无限的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形成了文学理论发展的基本态势。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政治常常给予文学理论动态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和制约，甚至成为决定性因素。我国每次政治决策和政治运动的失误，都会带来文学理论的重大倾斜甚至断裂，而拨乱反正的政治运动又会使文学理论走向平衡，思想解放运动中的放放收收和收收放放，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在文学理论的认识和价值关系上审慎地进行微调。但这毕竟属于“他律”的作用，发展文学理论固然不能排斥正确的“他律”，特别是正确的政治路线的作用，但是文学理论的发展毕竟主要依靠“自律”，要科学地认识其相关因素及其作用，正确地进行调整组合。文学理论中的认识因素，是理论的客观规律性之所在，它体现理论的相对稳定性，而文学理论中的价值因素，是理论的主观能动性之所在。价值活动是认知活动的起因、动力和归宿。过去重视理论的认识因素而轻视理论的价值因素是错误的。价值不但体现文学理论与个人，而且体现与社会及其发展的关系，它的前瞻性和牵引力是文学理论发展活力的体现。20世纪西方和我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都有力证明了这一点。张弛有度的调整文学理论中认识和价值因素，该倾斜时不使之断裂，该平衡时不使之停滞不前，就可以使文学理论在两因素的必要张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