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文学理论科学化建设几个问题
作者：张 弼
协调有序地向前发展。
我这里把认识和价值的统一作为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西方科学研究中真理性和合理性两个范畴的有机结合可以得到进一步说明。真理性是科学研究中一个久远的范畴，合理性是20世纪产生的科学范畴。它的产生是对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倡导的理性发展到黑格尔理性绝对主义批判反思的结果。真理性与合理性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规定和追求的两个基本目标。真理性是标志主观认识对客观对象及其性质和规律的正确认识，它体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客观性，它是人文社会科学作为科学认识话动的核心和基础。合理性是对于对象的价值和意义及其根据的深层研究与判断。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仅要尽可能客观真实地描述人文社会中的历史和现状，还要尽可能准确合理地评价发挥和展示其价值和意义，能满足人的哪些需求和愿望，有效而可以采纳的，未来应如何做出具体的规划和预测，并加以规范和引导，这就是合理性。合理性的产生意味着人类认识的视野由事实转向了价值，由认知转向了评价，由描述转向了规范，由单一转向了多样，等等。合理性的提出，突出人文社会的主体性和目的性，这使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自然科学所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真理性和合理性的结合，实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
从思维的性质来看。文学理论的合规律性强调的是认识过程的准确性、逻辑性、认识结果的普遍性和相对稳定性，它更多是一种科学性的活动；而文学理论的合目的性，追求的乃是理论的灵活性、变动性、发散性以及多维性和综合性等特征，对文学理论的发展具有动力性的作用，它更多的是一种人文性的活动。
引进真理性和合理性概念用以说明理论的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决定了文学理论具有两个“两重性”：一是客观性和主观性的两重性，二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两重性。韦勒克曾用“透视主义”术语强调文学的变化发展特征，文学理论也是如此。由此决定了“文学研究所寻求‘一般性’和‘普遍性’与自然科学所寻求的‘一般性’和‘普遍性’不同。它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们充满着发展和变化的特点，是一种历史的动态过程。”这也决定了文学理论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和不同的主体条件下充满着变数，总有些例外，即是说具有可变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基于受到激烈阶级斗争影响形成的两极思维，人们往往会简单化地对待那些既包含错误、又包含若干合理的文学理论问题，例如上世纪30年代的梁实秋否定文艺的阶级性，但是他强调普遍的共同人性的存在，强调文学的审美特征，张扬人道主义的文化立场遭到全面的否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战争急功近利，欲寻求精神武器，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但是缺乏科学性。在当今人们有了宽容平和的心态，他当年文学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得到了充分肯定，一些论者由于不理解文学理论的两个“两重性”性质，像追求自然科学真理一样一心追求不以时空为转移的“普遍真理”，只讲规范，无视体验，不分语境发号施令，扼杀了文学和文学理论的生命。另一些人只看到文学理论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并把它绝对化，进而否定文学的普遍规律，否定文学理论的规范性，只把它看成对作品的个人化的阐释。如果能认识到文学理论的复杂性，这个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困惑已久的文学理论的逻辑起点问题也将出现新的思路。
四、文学理论的发展行程：从二律背反走向综合
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写道：“不仅探讨的结果应当是合乎真理的，而且引向结果的途径也应当是合乎真理的。真理探讨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合乎真理的探讨就是扩展了的真理，这种真理的各个分散环节最终都相互结合在一起。”马克思这里指出科学探索的结果和途径一致的思想对于文学理论发展行程的研究是极富启发性的。
上一节本文指出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是认识与价值因素的对立统一，这里充满着矛盾的运动过程。这里将对文学理论矛盾运动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这就涉及到“二律背反”原理。
“二律背反”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来的哲学范畴。康德是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者，他认为理性要认识无条件的东西“自在之物”则必然产生二律背反，即陷入矛盾状态。这里他承认了矛盾的必然性，是向辩证法迈进一大步，但是由于他缺乏辩证思维，仍把矛盾视为假相，采取否定的态度。黑格尔既肯定了康德关于矛盾必然性思想，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看法”，同时又做了重要的发挥，认为矛盾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普遍的。他指出“每一个概念一般都是对立环节的统一”。同时他还批判了康德把矛盾中对立统一的两个环节加以形而上学的割裂的思想。在《逻辑学》的本质论部分，他进一步提出矛盾乃是一切事物运动的动力和源泉的极其光辉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辩证思想十分赞赏，对他的唯心主义体系加以批判，指出概念的辩证法是客观现实的辩证法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二律背反”就是辩证法的矛盾律即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表述。
遵循马克思的“真理探讨本身应当是合乎真理”的原则，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就应当坚持“二律背反”原则，以及符合这一原则的科学哲学思想。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思的发展模式来看，科学发展是由常规科学传统和非常规科学传统即科学革命两种形式实现的。常规科学是一般的积累过程，它是按照已有的范式(如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进行研究发展理论。科学革命是指常规科学遇到困难，发生危机，科研无法深入下去，科学家就拋弃旧的范式，在新的范式指导下按照新的方法的标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由常规科学传统经由科学革命转变到另一个常规科学传统的过程，即由量变到质变，再由质变到量变的无穷往复的推进过程。
西方的文学理论，虽然也有量变的常规发展，但从整体和主要方面看来，走的是科学革命之路。比如启蒙主义对中世纪文学理论的颠覆，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颠覆，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的颠覆。具体来说，古希腊罗马近千年的文学理论是西方文论的古典时期，渗透人文意识的文论后被中世纪宗教意识很浓的文论所否定，“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又否定了中世纪文论，向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古典文论回归。20世纪是西方文论发展的最活跃时期，现代西方文论具有强烈的反传统色彩，集中体现在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文艺学和美学的反叛，形成两大分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主流派，它们以极端和夸张的方式形成新的理论张力，大幅度高频率地以渗透，交叉、融合等方式更迭文学理论，造成了文学理论发展的大提速。有的学者把20世纪称为文学理论批评的时代，主要是指西方文学理论突飞猛进的发展之势。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即常规科学发展的积累之路。先秦两汉中国文学理论开始确立，儒道墨各家形成自己的文学观，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是儒道释三家哲学和诗学交汇的全盛时期，宋元明清出现了理学和反理学的斗争。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