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文学理论科学化建设几个问题
作者：张 弼
中国古代文论开始向现代转化和过渡。中国古代文论虽然有言志和抒情之争，道统与反道统之争，但到19世纪末。整个文论体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虽然各个理论家或多或少有些自己的特色，但无不为完善先秦开始形成的儒道两家的文论体系而作些修补，其发展只是量的积累而没有质的变化。
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相比较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经济的，还有世界观方面的。就文化而言，长期的中庸之道形成的“中和”和“和谐”的文学观和美学观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古代把和谐人际关系放在社会的首位。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要实现社会和谐，就要以“允执其中”作为个人言行的尺度，把“中庸”“中和”作为人格标准和价值尺度。何谓“中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庸》)。宋代理学家程颐解释“中庸”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朱熹进一步解释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见“中和”“中庸”的核心是思想行为的适度和守常。这固然有利于社会的平和安定，但也包含不思变化，不求进取的文化心理。这种精神渗透到文学创作和文论之中，便形成了“中和之美”。创作上主张“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温柔敦厚”，理论上则强调“思无邪”、“以理节情”等。当代许多学者对此有中肯的批评，陈洪、沈立岩指出，中国古代文论“理论创新力不足”，主流理论发展不明显。董学文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圆而神’的和谐有余，‘方以智’的锋角不足是重大缺陷。朱立元从思维上把中国古代文论概括为“整体思维”、“两端综合的思维”和“流动圆合的思维”。
用对立统一规律来审视中西文论就会发现，西方文论之所以突飞猛进的发展是由于突出矛盾的斗争性，中国古代文论的迟缓和滞后是长期沉浸在矛盾的同一性中，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和”其实就是矛盾的同一性。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一些学者立足于现代性和民族性的双重追求中探索中国文论的发展之路，力图通过发掘和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寻求理论的突破，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进行钩沉研讨，付出巨大劳动，取得丰硕成果，《现代性与民族性》就是其中专著之一。在赞誉之余不免“求疵”，笔者认为该书阐释文论发展动力的观点值得商榷，特在此与作者切磋。
该书希图以“古老的中和观念”，“把文化和文学理论的发展置于中与西、古与今、自我与它者并存、对话、互见、互融、共同促进的时代和世界的格局之中，倡导文化间的对话、协作与并存，强调中外互补与融汇而不是中外对立与疏离”。这一动机没有错。但是在肯定“这种‘中和’，就是对立的协调与和谐”时还是把“中和”“作为民族性的文论发展的动力”，并提出“反映在艺术活动上，则要求艺术家在情与理、形与神、质与文、雅与俗、正与变、美与刺等一切对立因素中创造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
笔者认为，通过阐释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中和”观念。希求在贯穿古今、融汇中外、主体间性、文本间性中求同、求通，求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事物发展也离不开矛盾的同一性。但是如果再深究一下这是什么样的发展呢?这可以说是对中外既成的文学理论的处理方法，也可以说是对中外既成的文学理论的一种建构式的量变的发展，这可以说是对中外文论的二度创造。这当然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我们寻求文学理论的发展不能停留在二度创造的微调上，还要花大力气研究如何广泛利用文学理论资源进行理论的原创。在这个意义上，把“中和”视为文学理论发展的根本和动力显然是不恰当的。借用马克思的话，“真理探讨本身”恐怕不能说是“合乎真理的”。
如果我们重视文学理论的原创，那么探索的目光就不能局限于二度创造的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和”和“和谐”框框上，而应总览世界文学理论的全局，特别重视在矛盾对立中发展的西方文论经验，作为人类文学理论首创的共同精神遗产加以吸收。恩格斯1890年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就强调研究理论问题要“给其他参与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西方文学理论取得那么辉煌的成果。很重要的经验就是不断地打破各种哲学、各种学科、各种思潮和各种艺术观的界限，在相互批判论争中进行广泛的理论生成，许多西方学者虽然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大相径庭，但都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文学理论。我国著名学者李泽厚、蒋孑」阳、周来祥都曾充分肯定对立面的斗争推动了西方文论的发展。他们认为西方文论以对立面的斗争求和谐，中国古代文论以对立面的协调求和谐，形成中西文论发展的不同态势：一个快速发展一个缓慢滞后。
近年来关于文学理论发展的“综合”或“综合创新”谈得很多，弄清它的内涵对研究文学理论十分重要。作为科学的逻辑思维方法，分析和综合构成一对矛盾。分析是在思维中把对象分为不同组成部分、方面、特点等分别加以研究。这种分析应当分清主次，不能搞相对主义，亦此亦彼，或平分秋色。而贯穿一切领域的矛盾分析法则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方法。“综合”是把分析的结果进行整体研究。综合是分析的前提又是它的归宿，它应当包括对矛盾的对立和统一两方面的综合，才能使文学理论得到全面的发展。如果综合只限于对矛盾的同一性(“中和”、“和谐”)而忽略了矛盾的斗争性，这种片面的综合，难免把“中和”和“和谐”作为根本的观点和方法提到文学理论发展中不应有的高度，用传统文论束缚住文学理论的发展的手脚。在坚持“二律背反”基础上进行理论综合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正确之路。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