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一切正常，一切都好
作者：［俄罗斯］维多利亚·托卡列娃 作 宋秀梅 译
他们给博恰罗夫的感觉是有些死乞白赖。于是他结帐走出了饭店。
女管理员奇怪地看着他从自己的车里走出来。博恰罗夫放慢了脚步。但是波波夫将军不露声色地注视着他，就像观察自己的传记作者的行为。博恰罗夫觉得发窘，开始沿着楼梯步行。和波波夫将军相比，他一贫如洗、无所顾忌，但事情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波波夫为上帝，为沙皇，为祖国服务。而他博恰罗夫在过去的20年间为谁服务呢？为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三十个信徒。
博恰罗夫走到自己的房门前。心情不知为什么变坏了：也许是因为有刺鼻醋味的陈沙拉油，也许是因为女歌手——鬼才知道。但是博恰罗夫不是那种被心情左右的人。他善于调节心情。第一件事——淋浴。第二件事——做梦。博恰罗夫爬进浴盆。然后换上睡衣。走到窗前，掩好窗帘，防止早晨太阳毫无遮掩地扰乱他的睡梦。突然他在窗台上看见了一只瓢虫——真正的，橘黄色带黑点。它怎么会在这里？看来，它是错过了冬眠的时间，而现在失眠了。
博恰罗夫把瓢虫放到手上。它开始顺着他毛茸茸的手掌艰难爬行，可能，它以为自己在草丛中爬呢。“可怜的小东西……它怎么活下去呢？”博恰罗夫有些担心。
他重新穿好衣服，来到走廊。在电梯对面的桌子后边坐着年老的女服务员。窗子附近是铺好被褥的沙发，女服务员准备睡觉了，虽然这是不允许的。
博恰罗夫走近她。尽量蹑手蹑脚地，好像生怕惊跑她将要来到的不合法的睡梦。
——请问，您知道用什么喂瓢虫吗？他很歉疚地问，并且补充了一句——那种小甲虫，长在树林里的。
——就是小鸟吃的那种。至于它们……绿色，很可能。绿草，还吃什么呢？
——谢谢。博恰罗夫表达了自己的谢意。
——您在玩填字游戏吗？女服务员问到。
——是的。谢谢。
博恰罗夫看见走廊尽头有一棵橡皮树，他立刻有了主意。
回到房间，从梳妆盒里取出一把小剪刀。他悄悄走到橡皮树跟前，从它硬硬的绿叶上剪下一小条。他把绿叶条攥在手里，手藏在口袋里，回到房间。瓢虫躺在原地，满怀信任地等待着。
——马上，马上，我的好瓢虫。他对瓢虫说着。
博恰罗夫取出一个火柴盒。抖出里面的火柴，把绿叶条铺在火柴盒底上，把瓢虫放在上面。推上火柴盒盖。然后在盒盖上戳了三个小洞，把火柴盒放到亮着的台灯下面。现在它的小屋里就有空气和光线了。瓢虫完全可以相象，它现在是在阳光照射下的草地上。
安置好瓢虫，博恰罗夫躺下睡觉。前景已经很明朗，他的良心也就平静了。但是，梦没有如期而至。瓢虫使他的思绪完全顺着别的方向运动。向着相反的方向。他出乎意料地想起了青年时期，大学毕业后在德里的实习。自由自在地生活在死城城墙旁边的猴子。对于俄国人来说“很久以前”——指的是18世纪。而在印度人看来，“很久以前”——是2世纪。甚至那也不是很遥远：他们这里所有事件都相互联系：2世纪的、20世纪的、30世纪的。就像昨天、今天、明天……但是事情并在于此。有一次建造了一座城市，挖了很多水井。突然没水了。看来，地下河水改变了自己的航道。没有水就无法生存。人们舍弃了城市远走他乡。曾经居住的房屋随着时间的推移坍塌了，变成了一堆石头，然后石头风化了，剩下了方形的房屋地基。城墙——曾经屹立着，现在还仍然屹立。
城墙前面放养着一群长着活泼好动的人面孔的长尾猴，向人们索要食物。一些猴子请求着，另外一些猴子央求着，拽着人们的衣服，挑衅性地龇牙笑着。有一次，博恰罗夫看见一只正在沉思的长尾猴。它一边剥着香蕉，一边紧张地张望着，好像在等人。它那窄小的、低额头的、眼睛凸出的小面孔反映出，它正在做出抉择：继续等待还是离开。博恰罗夫以前从不相信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的理论。他觉得，猴子——是进化的另外一个分支，和人类没有任何关系。可现在他对自己的想法产生了怀疑。看来，达尔文是对的。但是达尔文，长尾猴，死城之间有何联系呢？
城里的水干涸了，人们走了。没有水不能生存。没有真理也不能生存，真理——也是水。而在博恰罗夫的生活中没有真理。这意味着，他生活在死城中。
谎言在哪里？首先在他的职业中。博恰罗夫在海外出版宣传苏维埃生活方式的杂志。
“……在我国享有最大特权的阶层——是儿童。”而事实表明，我们的儿童死亡率在所有文明国家中占首位。接下来才是某个国家——乌干达。
“……在我国到处都有年轻人的发展道路，老年人到处都受到尊敬……”老人们得到可怜巴巴的一点儿退休金——每月60卢布。饿不死就已经很好了。没有死，但也没活着。
博恰罗夫脑子里想着一件事，写的却是另一件事情。官方的谎言。因为这一点才付给他副部长的工资，赐予他穿梭奔波的生活，还有在那边生活以及感觉自己是白人先生的可能性。
在国外——到处都是谎言。人们聚敛着钱财，吝啬，妻子们互相对骂着，制造着流言蜚语。人们聚集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中，就像饲养箱里的鳄鱼——燃烧着卑劣的鳄鱼的激情。他的妻子是个诚挚的人，不喜欢这种奔波劳碌的生活，但是她由衷赞赏这种生活的结果。她喜欢用法国“茂利”牌的榨汁机榨各种果汁，用“茂利”牌绞肉机绞肉，把食品摆到日本冰箱里，用特氟纶锅煎肉，按照德国知名服装品牌“克韦丽”的货单订购皮衣，喝带黑色标签的果汁，虽然过一段时间后对喝什么她也无所谓了。妻子喜欢这种生活带来的结果，但是厌倦了这种生活。有时她想毁掉一切。但禁止破坏，这不是让你经常穿梭于国内外的主要目的。所以她把自己封闭起来，常常用酒精把自己灌醉，酒精甚至没过她的头顶，这样就可以灌醉大脑，什么也不记得了。有时妻子酩酊大醉。只好把她藏起来。如果被人认出来——就要在24小时之内被驱逐出境。博恰罗夫时刻都觉得自己口袋里放着锥子，它随时可能扎出来。
有一次，她连续狂饮了一个星期，然后，为了摆脱烂醉如泥的状态服用了安眠药。睡觉。酒精和镇静剂没有共同发挥作用。她病了。需要立即找医生。医生来到后，记录了酒精中毒情况，这就是他能做的全部。
妻子像受伤的野兽一样看着他，而他只能站着流泪。不是因为金钱比她的生命更重要。他是因为自己的软弱无能而流泪，因为不能那样生活而流泪，因为不能抛掉目前这种生活而流泪。要知道他为了这一切一直都在努力——为了妻子和儿子。为了他们他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博恰罗夫回忆起，国际专栏记者同行们是如何应对、摆脱困境的。舒利克·茨冈诺夫——处理这种事情驾轻就熟。他是个贪得无厌的人。在国外的人都很贪婪，但舒利克在这方面拥有某种特殊的天分。有一次他像第一位食品工业委员一样饿得晕过去。但是，委员——是出于诚实，而舒利克——是由于贪心。他完全可以为金钱而死。金钱——就是他的思想，就像自由对于斯巴达克一样。如果有人对他说“舒利克，给你一百万，你从16楼跳下去”，要能长时间思考一下多好啊。不应该同意。要考虑周全。但他跳下去了。人都会为思想而献身的。
尤拉·克留金——一个性格温和的大人物——不喜欢政治，总是把自己藏在玛丽娜·茨维塔耶娃柔弱的身体后面。他每天去图书馆，预定需要的书，搜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所有外文创作，把她的德文通信集也编著在内。收集——注释——一大本手稿。
克留金不能扔下工作，没有人能代替他。原来，还有不可替代的人。无法替代的克留金幻想着从自己身上卸下西方与东方，回到故乡莫斯科，准确地说，是回到莫斯科附近的别墅，回归森林、小鸟的身边，回到书桌旁。但这只能是在退休以后的事情。真正的生活从60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