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一席谈
作者：［美国］莫琳·弗利瑞 采访 邓中良 缪辉霞 译
这个消息在欧洲引起了震怒，人们很快地确认它对土耳其加入欧洲的梦想造成了极大的无法挽回的破坏，而这正是支持起诉的民族主义律师和起诉者们所希望看到的。虽然小报新闻社和一些无名气、无头脑的主办者恐吓他的政治同盟保持沉默，但民族主义者对公众观点的影响并不大。大部分土耳其人仍然希望国家加入欧盟。一些持中立看法的人还坚持认为：成为欧盟会员是在他们面前惟一一条合理的道路。当争论在激烈进行时，对帕慕克的仇视运动也在进行。与此同时，还有一些反对亚美尼亚会议组织者的恶意运动。尽管司法部几次采取行动想取消会议，它最终还是于去年九月份召开了。也许因为大会的组织者发动了公开讨论亚美尼亚问题的运动，他们也收到了仇恨邮件、生命威胁和假情报运动的攻击。一个土耳其籍的亚美尼亚记者赫兰特•丁克（Hrant Dink）因在会议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遭到起诉——触犯第301条。在他被判为嫌疑犯之后不久，其他五位因试图终止会议而写专栏批评法庭的记者也受到指控，说他们因侮辱司法部而触犯同一条款。到那时，好几位出版者、学者也被指控为侮辱国家、军队或土耳其。据有关消息报道，触犯第301条的案子共计有六十几次之多。
二
当我于2005年12月13日走进帕慕克的办公室时，这就是事情发展的情况。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是否影响了他的工作。在这样的环境中，他怎么能够写作呢？帕慕克：很不幸，在过去三个月里，我几乎不能写作，但我仍然在努力。我苛刻地要求自己。我甚至已经订下了完成小说的最后期限。但我知道这是我的想象。我需要一些事情发生让我可以愉快、紧张地写，如果暂且先不说纸、自来水笔、茶、咖啡，我需要的是一种无责任感。这对写小说至关重要，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我需要一种嬉戏般的无责任感，把生活中的一切都打乱，使环境变得完全不同，在最严肃的戏剧中寻找幼稚的反语，整理小说中出现的微妙的模棱两可。但是我现在渴望澄清并阐明我的观点。这种逝去的责任感——天真的自由——正是我渴望重获的。随着这件事的发展，我必须面对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重，这令我窒息。我真的想做对事情，被人看到我做对了事。没有哪个作家愿意失去国家和民族的尊敬、兴趣、爱戴，尤其一个被人们讨论的国家因自我形象陷入麻烦的时候。
对我来说，这是主要的问题，也是我担忧的事情。这是我要努力澄清事实的原因，也是他们散布关于我的假情报和谎言，企图破坏我的声誉时，我反击他们的原因。我一直在说明我批判的是那些禁止言论自由的法律和承认那些法律，并容许这种现象继续的文化。小报有足够的能力控制事态，使大街上的人都仇恨你。
但整件事情并不是那么糟糕。它已经渐渐淡化了。也许我们之中很多人现在都意识到真正的问题是容忍和自由言论。
弗利瑞：在这种情况下你是如何坚持自己的立场的呢？
去年春天，我在纽约时，为了不卷入这件事，我非常约束自己的言行。我很早就起床，那样我就可以更加自律，更专心致志地做事。我在这儿有办公室，有家，别人都找不到我。每天我很早就起床，试着写三、四个小时。我总是先做一些事情，写一些东西来完成我的小说。我认为大多数作者都不是为了反映现实来写作，而是要创造一个有复杂规律的第二种世界——越复杂越好。尽管第二种世界来自第一种世界，它却在某种程度上比现实世界更有意义，更令人满意。如果我能做到——如果我能参观这个虚构的第二种世界，写上几段文字，我就会感受到更多的尊重，会更加快乐，就像一个因玩玩具用尽了想象力的小孩一样。如果能在虚构的世界呆上一段时间，并享受到喜悦，我就可以写出文章。但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每天心里就会充满对这件事的无穷无尽的担忧。
真正的惩罚不是审讯，也不是由之带来的后果，而是把一切都戏剧化的法庭案件。在过去的三个月里经历的事使我忘记了第二种世界和我对于它的责任。可以说，我很感激全世界的关注和自由党左派知识分子的支持。他们无疑保护了我。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必须对这种关注做出回应。一个人充满感激之情，就会影响想象力。慢慢地这种责任感可能让你变成一个政治评论员、一个激进主义分子，或者一个有着坚定信念的人。我不会那样，我不想成为一个关心想法比关心生活更多的人。
那么，那时你是被迫站在一个外交家的立场上了？
那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我不想不适当地代表我的国家。比如说，我不想这个审判给欧洲保守派一个借口，不让土耳其加入欧盟。这正是最伤害我，最令我担心的事。
读了欧洲新闻界关于你的报道，就很容易会有这个印象：你是土耳其惟一一个亲欧洲的人。
公民投票的结果中仍然有65%的国人支持欧洲。我利用每个机会强调，我不是惟一的一个。在采访和文章中，我一直提到朋友，一直表明我并不孤单，许多知识分子、激进分子、作家都一致反对，而这些人在过去三十年里受尽了折磨。他们没有在土耳其媒体露面，很不幸地，也没能在国际媒体露面。我一直都确保谈到这点，谈到反抗国家的传统这一点。
我知道你从未卷进政治中。那这件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十几岁时，对左派观点很感兴趣。那时左派分子很有威望，同时也意味着现代化、现世化和民主。我读了他们所有的书。但就像他们说的，那时我是一个“公寓男孩”。现在我们都住公寓，但我小时候，公寓是西方、新奇、现代的东西。形容我的另一个词是“布丁男孩”，也就是说这个男孩不会变得勇敢、强壮，不会喜欢箭，也不会在街上或别的地方跟别人打架。比起政治，我更喜欢读福克纳或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书。甚至在我十七八岁时，我认为政治越激进，看起来越像共产主义。你必须加入一个组织。所以如果你是左派分子，你很认真，那你必须加入各种马克思主义或左派的宗派，而这是我不想做的。我总是说，我要写小说，慢慢地写或把自己隐藏起来。
我有一个相处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朋友，他总是来我家看书，这使我得到了一些尊敬，但不久后也得到了一种不满，也许他们认为一个像我这样对政治不感兴趣的读书人，如果不为某种事业或国家服务，是在糟蹋他的才能，甚至是侮辱他的文化。在许多人眼里，艺术是次要的。我认为这种天真、自大的感情在贫困国家非常典型。但对我而言，拥有奥斯曼帝国遗产的土耳其不仅仅是一个贫穷的国度。我觉得正是因为它过于简单化的文化观点，它才更加复杂、令人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