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一席谈
作者：［美国］莫琳·弗利瑞 采访 邓中良 缪辉霞 译
我们后来走到一条专卖厨具的街道。帕慕克指着附近一家出售警服的商店说：“现在衣服的式样变多了。我小的时候，式样很少，但你的眼睛会不自觉地被一件衣服吸引。然而，虽然现在商品种类很多，但童年时代的一些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你会有点悲伤，有点怀旧，甚至感觉自己并不属于这里。我觉得每一代人都可以用他周围的事物来定义，那是一种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东西的感觉。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文化孤立、想法统一、受政府保护的国家，这里没有国际因素的渗透。当然我不是指书、艺术或意识形态，而是指实物。如果一切都保持不变，眼睛就会渐渐适应周围的一切。现在对我而言，怀旧就是怀念那些事物，被那些事物包围着是一种安慰。整个世界更像是一个家庭。与你关系紧密的东西还在你的身边。事物的世界就相当于你的家，但不仅仅指它们所处的空间。如果失去了它们，也就失去了家的感觉。”
“我们还有一种慰藉方式。事物也许会失去，会改变。但它们将会以一种特别、传统而又奇怪的方式聚集在一起，以能够勾起人们回忆的样式重现。”他挥了挥手，表示这样的事就发生在这条街上。
我们走进苏雷曼尼耶清真寺的庭院，听到呼唤祈祷的声音从所有的尖塔中传出来。我们从五个小男孩手里买了六个粉红色陀螺后，就离开院子，走过苏雷曼尼耶图书馆，来到一条保存完好的街道上。帕慕克说，在历史影片中，经常会拍摄到这条街。我们走过那条街，来到邻近地区，那儿许多房屋都摇摇欲坠。
我们停下来看那些旧房子，许多树干垂直地支撑着，是为了不让房子在地震中倒塌。混凝土框架周围，人们正在重修许多修复过的房子。我们走过两家名声不好的学生招待所。在20世纪70年代，一家曾由右派分子掌管，另一家则落到了左派手里。随之而来的是炮火和战争。走过另一座华丽的希南式（Sinan）清真寺(Sehzade Cami)后，我们就迷路了。顺着一条通向停车场一端的路，我们到了维法•博扎慈希（Vefa Bozacisi）。阿塔图尔克（Atatuerk）曾经在这里喝过很有名的发酵栗子（fermentedmillet）酒。从那以后，他用过的杯子就摆在一个很小的天鹅绒宝座上，放在墙上的玻璃盒里。
在进去之前，我们买了一些鹰嘴豆。他说，“如果光喝博扎酒（boza）而不吃鹰嘴豆，简直难以想象。就好像我母亲以前说的一样，如果不喜欢，你可以不喝。那你喜欢喝这个吗？”
我喜欢喝。它很爽滑、浓烈，里面还有坚果，喝在嘴里有点儿兴奋的感觉——这种熟悉的感觉不禁让我在想，自己是不是像小孩子一样在品尝（并忘记）它。帕慕克告诉我：“博扎中只有少量的酒精。这样也许就可以解释它在奥斯曼时期很受欢迎的原因了。奥斯曼人自称二十杯博扎酒相当于半瓶葡萄酒，这就是说他们可以说这种酒不是真正的酒。”但对他来说，现在似乎不是喝博扎酒的最佳时刻。“我喜欢在晚上吃过晚饭后喝。我以前一直这么做。你想再要一杯吗？”
我还没回答，一个男人朝帕慕克走过来。刚才他和三个系着头巾的很端庄的女亲戚坐在邻桌。他说：“最近所有的报纸都有关于你的报道。”在他表明了他们处于同一立场后，又说：“我是很含蓄地发表看法的，以防有他们的人正好在附近。”我们出去时，出纳员问帕慕克是否真的是奥尔罕•帕慕克，然后向他要签名。帕慕克给了他一本自己带在身边的《黑书》。
我们出来时外面已经黑了，寒风似乎也变得更加寒冷。帕慕克提议到他家喝茶。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车子在车流中缓慢地向尼桑塔希（Nisantasi）区驶去。那是帕慕克成长和现在生活的地方。帕慕克公寓是他的家人在20世纪50年代末建的。因为他们的旧石楼具有浓烈的奥斯曼时代的气息，与阿塔图尔克西方化的梦想不协调。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提到，尽管他的父亲和叔叔（他们都是工程师，都喜欢在不会有任何进展的大型项目上投资）一年年地消耗着财富，那个家族在当时还是很富有的。曾经有段时间，每层都住着这个家族不同旁支的人，内门从来不锁，帕慕克小时候就在不同的房子里自由闲逛。
他现在住在顶楼。这里是另一个文字的殿堂：白色的家具，没有放置东西的镶木地板，高高的书橱有十一二档；在起居室中间是一张结实的旧书桌。“这儿会不会是塞拉尔（Celal）（《黑书》里那位著名的专栏作家）的秘密公寓呢？”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想对不对。
帕慕克：是的。我头脑里也存在着这样一个空间。那时候情况完全不同，只有散热器发出的嗡嗡声，旧电梯、镶木地板上的裂纹和汽车经过时窗户玻璃的轻微颤动——所有这一切给我一种感觉：那个虚幻的过去仍然与我同在。
我觉得有些事情和那本书一起改变了——你所做的每件有趣的事是因在这里开始的事情而起。你也是这样认为的吗？
1982年我出版了我的第二部小说。那时土耳其监狱里弥漫着恐惧感，人们没有言论自由。你只能写历史小说或者不涉及太多政治的小说。大约在1985年那个时候，我遇到了哈罗德•品特。他和阿瑟•米勒及其他外国观察家到伊斯坦布尔调查人权问题。我是他们的导游。军方提出了一个宪法，全国人民都将要对此投票表决。95％的人表示赞成……但那不符合西方标准的自由公投。那时我的一个侄子在广告社工作，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一些瑞士报社记者到了这里，他们正在寻找一个人能够在电视公开批评提出的宪法。我们仍然必须服从那个宪法，那时候还没人敢公开批判它。现在却有瑞士电视台的人来寻找一个住在土耳其的土耳其公民去批判那部宪法。我侄子不认识左翼知识分子，他就问我去不去。他还说他们不一定要与这个人见面。（在《黑书》结尾，我引用了这一点：叙述者没有讲述需要的政治信息，而是讲了一个很长的故事。这也许也是一个解决我的问题的好办法！）
最后，我答应了，说我会替他找到这么一个人。两天里，我和一个朋友一起去见其他朋友——那些被大学开除但没进监狱的教授。因为不能使用电话，所以我们去拜访他们，问候他们。我讨厌我所处的地位，这使人们很容易从道德角度解释它。他们都是我尊敬的人，但是后来他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不发表任何评论，因为如果他们那样做就会有麻烦。
那件事情一直留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一位男人，受过教育的中上阶层的自由主义者，他从一座房子走进另一座房子，打着电话；是一个在伊斯坦布尔不断寻找某一个人的、困惑不已的男主人公。这是一部小说的好的框架。但是我们找不到人来发表评论，感到很失望。朋友说，那么，奥尔罕，就由你来说吧。但那时我很胆怯。我在政治上不能做到直言不讳，当时我不知道怎样去批判那宪法。他们在寻找为人权而工作的人。所以最终我没说话，但是我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加利普却开口说了。
我要在其中加入一场与一欧洲主要球队对峙的足球比赛。男主人公加利普去过的地方，就是全民族要去倾听的地方。当时，德国与土耳其的比赛以7比0结束。我认为，展现民族的挫败感、气愤、失意是件好事情。加利普在寻找发表政治观点的人，他不仅没能找到，而且伊斯坦布尔的所有人都打开了收音机，聆听着比赛的比分：1比0，3比0，5比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