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一席谈
作者：［美国］莫琳·弗利瑞 采访 邓中良 缪辉霞 译
我不该与政治有所牵连。但当时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分裂分子游击队发动了战争。政府想控制言论自由，他们认为一个安宁的国家可以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1994年《新生活》在土耳其出版之后人们开始叫我做事。我不知道这本书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可以这么说，《新生活》是我的书中最富有想象力和实践性的一本书，也许它触摸到了民族情感、对传统的忧虑和对西方化、现代化的厌倦。不管怎样，这本书成了土耳其历史上销售速度最快的书籍，所以一些我信任和尊敬的人就开始问我是否愿意到这里来，在请愿书上签名，参加这次会议，为一些杂志和陷入窘境的人辩护……我认为每个人都记得的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应该是一张库尔德报纸在与分裂主义游击队员的战斗中被炸毁的时候。我们许多人都去了贝约格鲁（Beyoglu），这座西化城市的中心，学着萨特的样子，在那边散发报纸。我第一次与所有人一起出现在电视上，做着令人料想不到的事。这就是我的政治生活的开始。
我做了那件事后，当权局、民族主义媒体谴责我是敌对分子。这是诋毁名声运动的开始，当然这件事变成个人的事情，你也就生气了。你有了许多敌人，还有许多一直充满着不满的嫉妒者。
三
在帕慕克经历磨难的那些日子里，我一直在重译《黑书》。这是一本与许多土耳其小说家仍然拥护的19世纪现实主义决裂的小说。据他的文学崇拜者说，这也是一本他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想法的书。1980年在伊斯坦布尔，在土耳其近代历史上遭受到最残酷的政变前九个月，一个年轻的丈夫来到城里，四处寻找他不见了的妻子。他怀疑妻子与一个亲戚一起躲起来了。那个亲戚曾是土耳其最出名、最有争议的专栏作家（在土耳其，日报专栏作家对公众舆论有着超乎寻常的巨大影响；用帕慕克的话说，他们是“万事通教授”）。在这位叙述者兼丈夫身后，有许多模糊的身影，他们对这位专栏作家心怀个人和政治上不满，似乎希望他死。
尽管要面对黑暗的阴谋和不祥的反响，我还是在《黑书》中找到了慰藉。书中许多事情都发生在古老的伊斯坦布尔大街上，我像小孩子一样和父亲一起走在这些道路上，那时父亲在写第一本城市指南。我非常高兴和书的主人公加利普（Galip）一起重游这些街道。每天当我翻译完自己规定的任务，回去上网，面对无数的邮件要求为受到不公正指控的作家开展运动时，我就在想，帕慕克已经多久没能在这条街道上平静地散步了，也许想象都成为了一种奢侈。
这也是为什么我听到帕慕克说“我们宁愿跟随加利普的脚步穿过古老的城市，看看这些街道在他走过后25年中所发生的变化，也不愿意整个下午呆在屋里，被电话和电脑包围”时，觉得非常有感染力的原因。
我们继续向前走，走向那个我仍然认为是古城、而土耳其人则称为历史半岛的地方。拜占庭帝国在这里建立了伟大的纪念碑，奥斯曼人在1453年占领这座城市后也建立了他们的纪念馆。贝约格鲁那儿小山那著名的剪影使人们回忆起两个帝国：在半岛的顶端，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金合恩港交汇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托普卡比宫（Topkapi Palace）的建筑和花园一直延伸到拜占庭时代的城墙；而在它们右边，高出小山矗立着艾琳教堂（Haghia Eirene）、索菲亚教堂（Haghia Sophia）、蓝清真寺（the Blue Mosque）、新清真寺（the New Mosque）以及（最辉煌的）苏雷曼尼耶（Sueleymaniye）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
但当我们的出租车穿过加拉塔桥（Galata Bridge）时，历史的巨大轮廓也被蜂拥的人群和狭窄杂乱的街道淹没了——尽管街道已经现代化、铺上了混凝土、成为行人专用通道——但它仍然因不复存在的事物和其他时代的、被遗忘的细节而闪光。在附近一个叫巴比亚里（Babiali）的地方——约十年前还是伊斯坦布尔的舰队街①——帕慕克指着他叔叔曾经在其中做过编辑的房子。《哈亚特》（Hayat）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土耳其最受欢迎的杂志。许多关于那个逝去的年代的细节——报纸印刷的细枝末节和伊斯坦布尔小品专栏作家的秘密章程——都在《黑书》中一一做出了描述。
［注释：①伦敦旧时报社一条街的名称。］
在贝亚兹德广场（Beyazid Square），他指着许多著名的爆炸地点让我看。许多都可以上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当时伊斯坦布尔大学是战区，几乎每天都有左派与右派的学生之间的激战。穿过现在占据广场大部分面积的跳蚤市场——这是与前东欧集团进行“皮箱贸易”的繁华中心——我们走向萨哈夫拉尔（Sahaflar），即有遮篷市场（the Covered Bazaar）大门旁那古老的二手书市场。这里也变得更适合旅游者参观。
帕慕克说：“我过去很多时间都在这里。我开着母亲的汽车来到这里，把它停在苏雷曼尼耶清真寺附近，买了很多东西。我还记得买了部完整的伊斯兰教《百科全书》，把它搬到汽车里去……”
我们走进一家小书店，店主很热情地和他打了招呼。他给我们看了一套始于20世纪30年代叫作《七日》的土耳其杂志、华尔特•司各特的全集以及关于19世纪电车轨道修筑的专著。在这间安静却又尘土飞扬的房间里，我们感到城市的喧嚣似乎已远离了我们。店主很忙，我们又走进了一间卖劣质的细密画复制品的商店，但我一眼就喜欢上了那些画。
帕慕克说：“这些东西都是赝品，但却是异常美丽、新颖的赝品。我曾很好奇地研究了它们的制作方法。我与一些制作者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我甚至想写一遍关于这种艺术的学术论文，因为他们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创造出了一种艺术样式。这些艺术家——必须称他们为艺术家——认识到如果他们制作一模一样的复制品，游客是不愿意买的。细密画没有透视效果。但一张没有透视效果的画，却合西化了的人的心意，但会令人不安。所以他们决定加入一些东西使西方人满意。他们找到了一种达达主义的解决方法。他们采用伊斯坦布尔古老的欧洲雕刻术——以基斯•梅林之类艺术家的水彩风景画为基调——并把它们与细密画相结合。这样我们看到的就是用复印和着色将雕刻与细密画相结合的拼贴艺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剪贴艺术。”
他指着一幅古老的伊斯坦布尔的风景图说：“看这个，像这样的渡船只在20世纪50年代到过伊斯坦布尔……不久前的细节，同西方对于奥斯曼的过去及奥斯曼细密画所持的意象结合了起来。这些书店渐渐地消失了。但现在却在向游客卖纪念品，而且生意红火。也许悲哀的是他们这么做也使自己成了一种复制品。
我们继续向市场深处走去，帕慕克指着一家书店让我看。那家书店曾经由一个著名的教长经营，也就是在这里，古老、和平的苏非社会（Sufi society）曾经举行了朴素简单的聚会。帕慕克说：“我在《黑书》中提到这些。我想现在他的名字还在门上。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店主人，但我十几岁时走进去问他有没有这本或那本书时，他们总是没有我要找的书。”
我们走进最后一家书店，这里许多书都是外语译本。他买了一本，但他的原则是只在准备回家并且不能停止思考时才会买书。
我们走出市场时，一个站在拱门旁的人问帕慕克是不是伊朗人。帕慕克说：“我们是土耳其人，兄弟。”他指着拱门，又说：“看那道裂纹，至今都没人去修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