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与奥尔罕·帕慕克的一席谈
作者：［美国］莫琳·弗利瑞 采访 邓中良 缪辉霞 译
当然那些东西的变化慢多了。我认为我们接受的大多数伦理观念都是在家里和学校学到的。是的，苏非主义在西方化的家庭里流传下来。你必须谦恭，必须对长辈表示尊敬，必须为了做事而做事，而不是为了赚钱。当然，现在这些观念都淡化了，也可能是我们年纪大了，开始抱怨了。但我总是想确定这种古老的、伟大的伦理观点也有其非常压抑的一面。你不能太挑剔，不能享受荣誉。这与文艺复兴的观点是相反的。文艺复兴是提倡崇拜个人的荣誉。文艺复兴是关于意大利王子的，他们很残忍、压抑，但他们发明了一种看待事物的新方法。在《我的名字叫红》中我研究了这些方法，我也会在新小说《纯洁的博物馆》中谈及这种炫耀的文化。但是就像我在《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写的一样，直到现在，这种炫耀文化——展示你的财富，在墙上挂着的照片——仍然被认为是不合乎道德观念的。正确的做法是：把你的钱、财富和可以显示财富的东西都藏起来，永远不要说你成功了。如果你那样做了，就是伤风败俗。
这是你的母亲说的吗？
是土耳其文化通过母亲们讲给我们听的。
你现在还像以前一样在城市里逛吗？
是的。在我拍电视节目推销我的书时，我有一点自我的意识，当然在这些日子一直都是这样。一些人在大街上认出了我。出租车司机们立即开始争论——他们的争论比右翼媒体更温暖、友好——尽管他们可能也不认同我的意见，我们仍然可以给予彼此尊敬。今天早上，一个出租车司机认出我后，发出了表示同情的声音。我有点抱怨。他说：“他们把你说成一个卖国贼，把一切事情都夸大了。”五分钟之内我们就成了朋友，尽管他也是一个愤怒的民族主义者，在埋怨政府把塞浦路斯给出卖了，我们和朋友分手了。
我没有对这些人说我过去经常说的那些话。我不想争论。我更喜欢倾听。所以我只是点头说，是的，是的。
四
在三天后的审判中，帕慕克没有机会发言，只能听。半个多小时里，他站在狭小、拥挤、不通风的法庭中央，听六个民族主义律师说他是如何打击土耳其人的。他们和十二个前来观看诉讼过程的欧盟议员发生了令人讨厌的扭打。尽管主审法官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即把欧洲人赶出法庭，但他似乎也不能控制他们的行为。他不能决定是否让审判继续，最后征求了法庭庭长的意见之后，宣布休庭。这时候，在外面的走廊上，二百个没挤进法庭里的人被一群防暴警察包围着。一伙法西斯主义煽动者（有人说受到便衣警察的帮助和教唆）在人群里尽力向前挤，围着触犯第301条的被告和其他对象，对他们又踢又推，谴责他们是卖国贼和“犹太人”。我们这些人中有许多土耳其的主要作家和人权激进分子。最出名的是雅萨尔•凯马尔，他是土耳其另一位有国际知名度的小说家，因谈论库尔德人受到起诉。
另一群人在法庭外面举着一块横幅，谴责帕慕克和其他六个触犯第301条的被告是“传教士的孩子”（暗指他们在像罗伯特学院这样的教会学校受到狡诈的欧美老师的教唆而误入歧途）。土耳其电视对这块横幅作了大量报道，但举着条幅的人却很不惹眼。一个站在我旁边的土耳其作家开玩笑说：“我们的法西斯分子都去哪儿了啊？”他们好像受到了防暴警察的保护，而警察对其余的人，尤其是帕慕克，却没有实施保护。他走进法庭时，一个煽动者敲了敲他的头。尽管他可以毫发无损地离开这座房子，一群似乎受雇的乌合之众正在往他的汽车上扔鸡蛋和石头。第二天，在民族主义者的小报上，煽动者受到鼓舞（“又尝到了铁拳的滋味！又遭到了鸡蛋袭击”）。尽管照片上的帕慕克脸色很平静，但他的脸被用一圈红线画出来，描述为“苍白”。
也许是因为来自欧洲的强大压力，尽管对帕慕克的仇视运动仍在继续，对他的控诉却在2006年1月22日被撤销了。许多其他触犯第301条的被告也将会接受审讯。法律仍然保持不变，民族主义煽动者们继续享受神秘的特权。
（责任编辑沈维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