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
作者：青 石
挥，但亦只是在一定战线上为完成总的对日作战计划这个范围内服从统一指挥。”
围绕着苏联援助的问题，季米特洛夫在1936年秋冬亲自主持了与中共中央的电讯联络工作，双方电报往来不断。但十分可惜，由于红军西渡黄河作战失利，接运援助的战略行动被迫中断。得知有两万西路军踏上西征道路，季米特洛夫即不断来电询问部队位置和行动部署，积极组织接应。西路军兵败甘西走廊，季米特洛夫非常遗憾，但还是尽力组织接应被打散的西路军，并积极与苏联军方联系，安排他们学习现代化的军事技术，为中共贮备军事技术人材。在直接的军事援助失去可能之后，季米特洛夫还立即与苏共领导人协商，为红军募集到了更多的援款，通过秘密通道陆续送来，以解红军燃眉之急。
注意到这些情况，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季米特洛夫或者他领导下的共产国际有过什么不利于中国革命的企图。即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形式，即“抗日反蒋”还是“联蒋抗日”的问题上，我们也看不出季米特洛夫有要中共放弃自身利益的想法。
事实上，无论是在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问题上，还是在援助红军的问题上，这时直接负责中共的统战和军事工作的毛泽东，对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大都抱以积极肯定的态度。这从毛当年的诸多谈话中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在1937年迎接王明等人回国时发表的那段有名的“饮水思源”的谈话，实质上也包含着对季米特洛夫领导下共产国际统一战线政策转变工作的积极肯定。只不过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还不大知道这位刚上台的新总书记，所以一般只是说共产国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帮助了中国党的”。
安排王明回国是为了夺毛泽东的权吗?
谈到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的关系，不能不提到共产国际派王明等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这件事。曾经有过一种说法，认为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派王明回来，是想要夺毛泽东的权。理由是，西安事变以来，共产国际就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毛泽东坚持要独立自主，而共产国际却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不惜放弃政权与军队，一切服从于蒋介石国民党。
西安事变的发生，严格说来不仅出乎共产国际的意外，也出乎中共中央的意外。由于事态紧急，形势严峻，如何处置，关系重大。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几乎是一天几封电报给莫斯科，说明事变的经过和意义，急于求得共产国际的明确意见和指示。共产国际和苏共中央似乎也为此颇伤脑筋。直到12月16日，也就是事变发生后第四天，季米特洛夫才发来一封电报指示。而电报第一句话就是：“张学良的发动，无论其意图如何，客观上只会有害于中国人民的各种力量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只会助长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个评价，与毛泽东当时的评价确有很大不同。
在事变发生次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所表达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张学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因而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是历史事业，是应该拥护的”。这种估价，只有亲身处在当时那种严重困境之中的中共领导人才能体会出来。不过，与多数领导人有些不同，毛泽东当天对形势的估计似乎太过乐观了些，如主张“又要反蒋又不反蒋”，提出要争取“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这一策略的核心，其实是寄希望于迫使南京接受一个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最好是以西北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政府。
值得注意的是，季米特洛夫除了多半不赞成排除蒋介石以外，在解决办法上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想法颇有共同之处。他在电报里明确提出：“应在下列条件下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因此，当19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之后，毛泽东明确认为：“国际的指示，与我们意见大致相同。”而随后在释蒋条件等问题上，季米特洛夫也确实是和中共中央持相同态度的。
新的一轮分歧仍旧是围绕西安事变展开的。由于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之初一度动摇过联蒋立场，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对形势的估计又过于乐观，必欲坚持西北半独立局面，并公开了蒋介石秘密承诺的条件，这使莫斯科颇感不安。为此，共产国际书记处于1937年1月19日发出一封措辞严厉的电报，批评中国党仍未完全摆脱过去反蒋的错误方针，把同蒋达成的协议看作是蒋介，石的投降，把同张、杨军队的合作搞成了反对南京的联盟，弄不好会葬送好不容易才得来的和平局面。
共产国际的批评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处。林育英说：抗日反蒋的指示是我带来的，是国际通过了的，是斯大林看过了的。况且我们对这个口号的局限性早在1936年2月以后就渐渐注意到，并开始有所转变。后来提出逼蒋抗日，与国际指示也是一致的，只不过国际主张由群众逼，而我们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还主张用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李宗仁这些地方实力派来逼。“所以，与国际路线并没有什么不同”。
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应，倒是平和得多。他承认，如果单纯从争取和平的角度，我们过去是有若干错误的。这主要是瓦窑堡会议时就应该看清并放弃反蒋方针，而实际上我们直到1936年5月间才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则是在共产国际8月15日指示以后了。实行逼蒋抗日后，利用军阀矛盾的原则没有错。我们总的是抛弃了反蒋策略的，要张学良去与蒋说和，可蒋不干，硬要派兵来消灭我们，抵抗是不得已的。但西安事变后，提出把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是不对的。放蒋之后，认为他近乎投降，于是公开宣布其承诺的条件，这更是不妥的。
应该肯定，共产国际的批评有其积极的成分，它对于中共中央迅速摆正自己在与国民党谈判中的位置，提出适当的方针和政策，不能说毫无意义。如果中共中央没有改变而继续坚持要蒋介石妥协，坚持西北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对南京政府的半独立局面，那就很难设想此后很快出现的事态。
1月20日，也就是发出上述批评电报的第二天，共产国际书记处又发来一封电报，试探性地提出：“鉴于中国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特别是在日本侵略影响下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你们是否认为在你们的地区从苏维埃制度过渡到人民革命民主管理制度是适宜和适时的?”
1月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无条件地肯定了国际书记处的提议。考虑到国民党即将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昭示共产党真心抗日、团结御侮的决心，坚定蒋介石的和共意愿，毛泽东在会上力主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说明共产党准备实行苏区改制、红军改编，并准备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政策。
中共中央随即起草了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文，并将草稿电告了共产国际书记处。这回轮到季米特洛夫吃惊了。
共产国际书记处1月20日的电报，显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