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1998年第1期
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泽东……
作者：青 石
二月会议，王明同志等带回季米特洛夫同志关于巩固发展中国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后，对于统一战线问题有着更详细的讨论，认定……统一战线的基本条件是抗日，‘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过去“我党对国民党和两党合作长期性认识不充分，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民主，与改善民生的要求，此外一些工作方式也有严重缺点”。大家认识到，“在民族统一战线当中，各党派在共同纲领下，是互相帮助、互相发展、共同领导、共同负责，不应有谁投降谁，谁推翻谁的企图。”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认为国民党内开始产生改进自己组织的要求和趋势，而对国民党的改进与复兴采取赞助的方针，使国民党内能增加新的进步的成分。”不仅要共同抗日，还要争取共同建国。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季米特洛夫仍旧强调“共同领导、共同负责、共同发展”，主张在“抗日高于一切”的条件下“继续拥护蒋，拥护国民政府”，但当他得知蒋介石否认国共合作，竭力取消共产党的种种企图之后，却又开始突出强调共产党的独立性问题，强调拥蒋并不等于不反对国民党内的亲日派。他十分欣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能够在国民党挤压和日本人大举进攻这种“复杂环境和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议还特别告诫中共中央，不仅要努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大力发展自己的军队，而且可以适当地提出民主的要求。
但无论如何，一直到1938年9月政治局会议和随后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十二月会议以来过高估计国民党改造的可能性的倾向并没有被根本消除。毛泽东仍相信：“现在国民党在抗战中可能由内部发生变化，要找新的力量，执行新的政策，因其阶级基础变化等等，国民党有变成民族革命联盟的可能。”因此，他不仅公开承认“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宣布“我们是坚决拥护蒋委员长及其领导下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的，并号召全国一致拥护”；而且提议“将国民党本身变为民族联盟，各党派加入国民党而又保存其独立性”，承诺共产党必定会“将加入党员之名单提交国民党的领导机关”，绝不组织让国民党害怕的“秘密党团”，绝不招收任何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对于毛泽东这时在政治局内和公开场合的这种态度，我们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这是他为应付莫斯科而施展的一种策略和做给外界看的一种宣传手段。
这样一种期望，这样一种态度，可以说仍旧是属于被毛泽东后来否定了的那种“错误”。只不过在七大上，毛泽东很坦率地承认“这件事，我们似曾犯过错误”，而后来人们渐渐淡忘了毛泽东所说的“我们”两个字。
既然在这段时间里，大家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都还处于一种摸索的过程中，毛泽东本人也接受了季米特洛夫的主张，为什么他与王明之间还会发生尖锐的矛盾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似乎有必要提到王明1941年10月的一次谈话。当时他这样解释抗战一开始这段时间他与毛分歧的原因：这个问题的造成，是因为他“过去在国外单独发表文件做惯了”，遇事总是自作主张，想不到请示中央。
这个解释，多少有点轻描淡写。但从1937年12月王明赴武汉工作，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屡次发生矛盾的情形，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看法：这个时候由王明引起的矛盾，并不仅仅是他与毛泽东个人之间的矛盾，而更多地表现为王明与中央书记处的矛盾。这种矛盾也不仅仅在于双方对统一战线方针和策略问题的看法不同，而很重要的还是如周恩来、博古后来所概括的问题，即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这突出地表现在：
第一，不经过延安同意，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甚至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如王明刚到武汉，就以中共中央名义于1937年12月25日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8年2月9日不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个人名义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谈话；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义起草并递送《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而把延安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弃之如屣。与此同时，王明等还不经延安同意公开发表声明，宣布张浩(即林育英)在延安关于统战策略的讲演纯属伪造，并不顾毛泽东的反对，拒绝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恢复毛等中共党员国民党党籍的决定，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直接或间接地与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竟至发展到公然否认中央书记处的权威性的地步。比如，王明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抗战阶段的划分，故而公然拒绝在武汉发表毛的《论持久战》；不同意延安“先斩后奏”地在华北成立晋察冀边区政府，并且不是采取协商的态度，而是居高临下地对书记处进行批评；公然提议停止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在延安的刊行，而主张改在武汉印刷出版；不经延安同意即公开发表声明否认张闻天是中共总书记，并不和任何人打招呼，就以个人名义为1938年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做总结，甚至公开发表；以陈(即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前总发布指示性意见；反对毛泽东关于应当赞助国民党组织三青团，争取各党派共同加入的主张，等等。特别让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人难以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逃，朱德、彭德怀及项英又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在莫斯科，武汉的政治局委员人数经常超过延安的情况下，王明公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法性，指责张、毛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
早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时，毛泽东就已经对王明必欲在七大准备委员会中设一个“书记”的职务感到疑惑。王明此后的种种作为，或者打着“使(毛)威信更大”的幌子，或者强调工作上的必要，更是不能不让毛泽东和在延安的书记处其他领导人深感不满了。毛后来干脆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
王明的所作所为，确实与他在莫斯科形成的工作作风有相当关系。但不可否认，心理多少有些扭曲的这位前共产国际执行委员在政治上未必没有某种野心。像他一面表示希望“使(毛)威信更大”，一面暗中请在武汉的苏联人把他对毛《论持久战》的批评意见转达到莫斯科去，就足以说明他内心其实并不真心尊重毛的领袖地位。
好在因王明引起的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去了。1938年3月，还是根据王明自己的提议，延安的中央书记处决定派任弼时前往莫斯科汇报工作。据任弼时后来介绍，当他在莫斯科汇报党内情况时，关于王明的问题并非是他提起的，倒是共产国际领导人主动向他提出询问。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关王明的三个问题：一是问王明是否有企图把自己的意见当作中央意见的倾向；二是问王明是否总习惯于拉拢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围；三是问王明与毛泽东是否处不好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自然不能不介绍